托尔斯泰的“中国缘”

　　以书会友，从交友的角度，书不失为一个美好而实用的媒介。通过一本书，可以穿越时空，结识古今中外各路名家大师，与他们轻松会面，爱吾所爱，引为知己。当然，读书也讲缘分。遨游茫茫书海，碰巧在对的时刻，读到一本对的书，相互会心一笑：“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在《托尔斯泰读书随笔》（商务印书馆2020年5月出版）一书中，有一封特别的信，这是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于1905年12月4日写给中国外交官张庆桐的信，它让我们一下子穿越到100多年前的民国时期，去会一会托尔斯泰和那位外交官张庆桐。

　　张庆桐何许人也？百度可知，张庆桐(1872-？)，字凤辉，上海人。中华民国外交官。中国与列夫·托尔斯泰通信第一人，曾获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发勋章。

　　张庆桐为什么会与托尔斯泰通信？这自然与张庆桐的外交生涯有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张庆桐在江阴游学。甲午战争后，他放弃旧学，改学新学，后考入北京同文馆修习俄文。三年后，被同文馆选派赴俄国留学。在此期间，他与俄国人沃兹涅克斯基合作，将梁启超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书译为俄文，出版后于1905年12月1日寄给托尔斯泰一册，并附一信，希望能获得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指正。

　　这是托尔斯泰第一次收到中国人的来信，他非常高兴。书还未读，他就先给张庆桐回了一封信，信中说：

　　“您所寄来的书，尤其是您的信，令我十分欣喜。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曾有几次面晤日本人，却未有一次同中国人进行过面晤，也从未与之有过交往，而我一直深切期望与中国人交往……”

　　托尔斯泰在信中主要谈两个方面：其一，他谈了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哲学和宗教以及民族精神等方面的一些想法。

　　其实，托尔斯泰很早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熟读老子、孔子、孟子的著述，并有自己的理解。《托尔斯泰读书随笔》中还罗列了一个作品目录，是其读书后的印象记，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孔子、孟子和老子。他还与一位日本学生合作，重译老子的《道德经》。

　　所以当他读到中国人的来信时，倍感亲切。他在信中说：“因为很久以来，我对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就颇为熟悉（虽然可能非常不全面，这对欧洲人来说是难免的），更不必说孔子、孟子、老子，以及他们的注疏。”

　　托尔斯泰在信中谈到了日俄战争，他赞美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批判日俄统治者的残暴：“我一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这种敬意在极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而增强。在这次战争当中，中国人民居功至伟；与这种功绩相比，不仅日本的数次胜利变得微不足道，并且在它真正的光辉映照之下显露出俄日两国政府的全部疯狂和残酷。”

　　其二，他还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变革提出了建议。

　　他说，“变革应当是自然而然由民族本质中生发出来，应当具有与其他民族的变革不相雷同的全新形式。常常有人指责中国人的保守性，但如果拿它与基督教徒们酿成的后果加以比较，则它比基督教徒们所处的仇恨、挑衅和争战不休的境况要好上一千倍。”

　　这一段话，令人自然地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人类社会、生命、战争与和平的深入思考与终极关怀。托尔斯泰对一位中国的外交官发表这样的看法，其站位可能已远远超越一位作家所应担负的责任和使命了。

　　无独有偶，就在写这封信之后第二年，中国学者辜鸿铭曾将自己的著作《尊王篇》附上一信寄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写了一封回信。张中行先生在《红楼旧影》中专门介绍了他们两个人与托尔斯泰通信的详细情形。托尔斯泰在这封《致中国人的信》中表达了一个著名的观点：

　　“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生活要起一种大的变化，我并且相信在这个变化中，中国将领导着东方民族扮演重要的角色。”“照我看来，东方民族的中国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俄罗斯人，也许日本人——如果他们还不曾完全被欧洲的腐烂的文明的罗网捕住了——他们的职责是要把自由的新路径指示给世界，这条新路，在中国的语言里面，只有一个‘道’字代表它，‘道’就是说，和人类的永久的法则相符合的生活……”

　　真没想到，托尔斯泰对中国的理解程度如此之高，这位大作家的中国缘还真不浅。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文字时，忽然觉得，曾以为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世界著名大作家，原来与我们并不遥远。也许，这就是阅读的魅力。

　　托尔斯泰特别推崇爱默生说的一句话：“我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精神恩赐都归功于这些好书”。确实如此，读一读《托尔斯泰读书随笔》这样的名家佳作，便是一次十分有益的精神之旅。

　　○徐玲芬 全国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桐乡市女作家协会主席、凤鸣女子诗社社长，著有《江南物事》《门对孤山》等散文集、诗集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