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家的自刻印

　　印章在古代，制作者不一定就是使用者。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到了文人画兴起和发展以后，印章在书画作品以及一般题识上的应用逐渐频繁起来，加以发现了印章新材料“花乳石”，不若铜玉等的质地坚硬，容易篆刻，于是使用者能够自己篆而刻之，不必假手工匠。这样，印章的制作者有时就是印章的使用者了。

　　花乳石的发现，据传是从元代的王元章开始的。王元章在画作上所用的印章，是不是自己所刻，由于缺乏原印及著录的依据，今天很难断言，只能存疑了。

　　明代的文三桥，是一位大篆刻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所刻的印章，到现在为止，只发现牙质朱文“七十二峰深处”一印。从这方印的印面及款识来看，印面六字的篆法，的确是他一贯作风，款识的用笔和结构，与他平时书法落款的风格相同，可以代表他的真迹（也有个别鉴家认为不一定可靠）。以这方印的风格，来比照他的书法作品上所用的印章，凡风格和这一印的风格相符的，即可断定是文三桥自己刻的。这就是说，印章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同为一人，文三桥可以作为最初的代表者之一。

　　篆刻家为自己刻印，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篆刻家决不会专门为别人刻印而不为自己刻印的。当然刻印数目多寡不同。有些篆刻家喜欢为自己多刻一些，例如齐白石，他至少为自己刻过三百方。他不是有“三百石印富翁”这样一个别署么。吴让之、吴昌硕等人为自己刻的印章也不少。邓石如为自己刻的也比较多。他们有的刻了百来方，有的刻了数十方或十来方。也有刻得不多，因为年代久远，加以种种原因，已经磨灭了的。这样的篆刻家亦不少。如何雪渔的自刻印，至今还没有发现过，即为最显著的例子。

　　自刻印一般不限于只刻自己的姓名，往往把自己的里居、别署、斋馆、校读、鉴藏以及纪年等等，都刻到印章中去。也有以自己作的或别人作的诗文警句入印的，自己的姓名，每个篆刻家都自刻过，这是可以断言的。刻别署、里居、斋馆等的人，也是多得不可胜数；刻诗文警句以自用，倒不是所有的篆刻家都这样，最著名的刻诗文警句的人，要算吴昌硕和齐白石两人了。例如“一月安东令”是吴昌硕自己的句子，他曾经三度刻画。“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是他摘取唐人周朴《题安吉董岭水》诗的开头两句入印的（后面还有“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两句），共刻了两方。“老夫无味已多时”，则摘刻姜尧章《赋蜡华》词的。齐白石的“牵牛不饮洗耳水”、“移花接木手段”、“三千门客赵吴无”等印，都是自己的句子，“一襟幽事，砌蛩能说”，则出自宋人周密的词。他们两人，吴昌硕刻别人的句子为多，而齐白石则刻自己的句子为多。至于刻纪年印，有单刻天干地支的，如赵叔孺便是。他顺着“甲子”、“乙丑”、“丙寅”这样刻下去，一直刻到“乙酉”，每年一方，一共刻了二十二方。而齐白石则喜欢刻数目字，如“七十三岁后镌”、“吾年八十矣”、“年八十六矣”、“九二翁”等，刻了不少，大约有一二十方之多。他不是不刻干支的纪年印，间或也有几方。邓散木则喜欢用“戊戌入世”这样的纪年印来代替“庚寅生”、“丙午生”等。

　　自刻的姓名印，印面文字大都相同，如果没有变化，就有味同嚼蜡之感，同时，也显不出篆刻家胸中所蕴藏的才华，所以自刻的姓名印，往往较其他的自刻印更独具匠心。

　　篆刻家大都是欢喜用自刻印的，但也不尽然。有的自始至终只用自己所刻的印，别人即使为他刻了印，而且刻得尽善尽美，他们也一概摒而不用。如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对于赵次闲（亦为西泠八家之一）为他刻的“鸿寿私印”、“曼生”两白文印（刻得不算不工），就从来没有用过。吴让之的朋友姚仲海为他刻过白文“吴让之印”，他也没有把它用到书画作品上去。也有人除用自刻印外，也兼用别人为他刻的印。如西泠八家之一的奚铁生，在书画作品上，常常钤用黄小松（亦为西泠八家之一）为他刻的“奚”、“冬花庵”、“鹤渚生”等印。赵次闲得到陈曼生为他刻的对角朱白文“赵之琛印”和白文“次闲”等印，就用到书画作品上。不像陈曼生那样有了赵次闲为他刻的印而搁着不用。李尹桑曾为赵叔孺刻了白文加边栏的“赤鄞赵氏之玺”等印，赵叔孺便经常将它和自刻的印并用。这部分篆刻家兼用他人所刻的印，似乎比较谦虚一些，没有唯我独尊的味道。齐白石为了杜绝伪造他的绘画作品起见，还特地请人刻了一枚钢印，轧印在了的作品的角上，和他朱色斑斓的自刻印并用，以示真迹。这倒是别开生面的用印法。

　　篆刻家的自刻印，所用石材，有的人比较讲究些，有的人则极其随便。齐白石的几百方自刻印中，可以说无一佳石，都是一些极普通的青田、昌化、寿山等石材。吴昌硕的自刻印，一般也是极普通的劣石，但是他有两匣不下二三十方极佳的田黄。

　　从篆刻家的自刻印，可以看出篆刻家对于印面文字的安排、篆法、刀法各方面的苦心经营，并且表现了他们无穷无尽的想象力。

　　原载《钱君匋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