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与茅盾

　　茅盾先生，对于桐乡人而言，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初到桐乡市茅盾中学，瞻仰着昂然挺立的茅盾雕塑，感受校园内“弥满着生命力”的生生气息，突然发现对茅盾先生所知并不多，着实有些汗颜，深感有写点文字，增长一些文化见识的必要。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这个笔名最早出现在他1927年创作小说《幻灭》之时，起初为“矛盾”，后经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先生建议，为避免当时尖锐的时局和怪异突兀的环境，便将“矛盾”改作“茅盾”。

　　茅盾先生的故居位于江南水乡乌镇（中市观前街17号）。一条小河穿过静谧小镇，一艘艘乌篷船悠闲地摇摆在小河上……这里便是茅盾出生和生活的地方。他的父亲沈永锡通晓中医，思想开明，重视新学；他的母亲陈爱珠开明、通达，关心国家大事，是茅盾先生的启蒙老师。因此，他从小就接受了新式的教育，接受了新思想，这为他日后走上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参加新文化运动等植入了“早期的种子”。

　　茅盾先生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8岁就读于家旁边的乌镇立志书院，后来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学校的第一班学生。据了解，他在那里不仅学习了文化知识，更激发了他幼小心灵中的“大志”。校门口的一副大字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暗藏“立志”二字，“有志竟成”的校训从小根植于他的心中，给他“早期的种子”养分。少年茅盾在这种熏陶中成长。后来，12岁的茅盾在会考作文中就写出了他一生的追求和信仰：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

　　13岁那年，茅盾进入中学，他分别就读于湖州府中学堂、嘉兴府中学堂和杭州安定中学。在此期间，茅盾碰到沈谱琴、沈尹默、钱玄同等一批革命思想先进的优秀老师，他们的言行对正由少年向青年时期成长的茅盾起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为此，茅盾先生当时也干过一些看似幼稚可笑而实则十分难能可贵的“荒唐”事情。

　　“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读书时，一次学校里一些纨绔子弟，针对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组织一次会议，为保密起见，会前印了门票。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要和他们斗争，但苦于无票，进不去会场，这时多才多艺的茅盾想出了一个办法，仿照他们的门票刻了一枚简易图章，印了不少票。由于他从小学起就爱好绘画和篆刻，竟刻得惟妙惟肖同真的一样，他们持票闯入了会场展开斗争，终于把那次会搅散了。”

　　在嘉兴府中学堂同样如此，为争取学校的“民主”空气，茅盾先生敢于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喝酒”“剪辫”“闹事”，以致被当时不孚众望的学监列入学校除名的名单。后来，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在那里学习和毕业。中学时代，他在国文方面得到学校名师的评价：“将来能为文者。”

　　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青年茅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他被通缉，被迫流亡，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谁知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不小轰动，引发了赞扬和批评兼具的“多声部”的评论。其中“创造社、太阳社”对“三部曲”的批评最为强烈，他们通过狭义解读，批判茅盾先生“反对无产阶级文艺，提倡小资产阶级文艺”。这些文学批评胡乱“上纲上线”，其错误为茅盾先生后来的创作和文学活动所证明，并被后来的茅盾研究者们否定和纠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家改革开放背景下，西方的文化、文艺思想、文学思潮涌入，一些“学者”再次对茅盾先生的作品进行批判，贬低和否定，引发了一股“批判翻案风”。这反而激发了更多研究者对茅盾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热情，于是一时间各种相关的研究著作纷纷问世，一定程度上“回敬”了那股针对茅盾先生的“批判翻案风”。

　　或许越是能引起文艺争论思潮的作品，往往越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茅盾先生一生创作了《子夜》《虹》《霜叶红于二月花》《锻炼》等多部长篇小说，还包括《三人行》《林家铺子》等中短篇小说、《白杨礼赞》等经典散文作品。可以说，茅盾先生的革命文学作品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茅盾先生获得了党对他极高的评价：“茅盾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坛上努力了将近25年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这足以说明茅盾先生一生的文学、文化活动都是围绕革命、围绕人民服务的，他的作品揭露旧中国的黑暗势力，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叙述了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茅盾先生在临终之际，留下遗愿。中国作家协会根据他的遗愿，将其25万元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凝聚文学力量，至今已评选了11届。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并牢牢印刻在桐乡人民的心中。

　　茅盾，不仅仅是桐乡的，乌镇的，这个响亮的名字，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这个符号的背后是以磅礴的文学力量唤醒民众，是以天下为己任之志，是赤子拳拳爱国之心。

　　○王斌刚 桐乡市茅盾中学副校长，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