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恺文化滋养更多桐乡儿女

　　作为一名从石门湾走出去的文艺大家，丰子恺留给我们数不尽的精神财富。先生终生眷念故乡，这份挂系故乡的深情也影响到了丰家后人。多年来，因为丰子恺的文化渊源，丰家后人心系家乡。

　　首映式后，记者对丰子恺家属宋雪君（丰子恺外孙，次女丰林先之子、《丰子恺·艺术的逃难》编者之一），杨子耘（丰子恺外孙，长女丰陈宝之子、《丰子恺·艺术的逃难》编者之一）进行了专访，亲述他们眼中的外公丰子恺，以及先生的教育、艺术成就。

　　记者：电影拍摄时，你们有去现场探班，桐乡籍的小演员们给你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杨子耘：当时在横店拍摄时正值8月，温度达到了37摄氏度，小演员们都穿着很厚的戏服。即使拍摄条件艰苦，小演员们也不喊累，个个精神头十足。而且能够看到，他们演绎得认真、自然，感人至深。

　　还有一件趣事，电影拍摄期间，孩子们都按自己在电影中担任的角色互相称呼，我们在这群孩子中，听到了让我们倍感亲切的名字：陈宝（阿宝、宝姐）、林先（先姐）、宁馨（软软）、华瞻（瞻瞻）、元草（草弟）、一吟（小妹）、新枚（恩哥）。

　　可以说，正是因为小演员们全心投入的演绎，才成就了这部感人而富有教育意义的电影。

　　记者：这部电影对你们家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有怎么样的意义？

　　宋雪君：多年以来，丰子恺的故事曾被搬上话剧舞台、纪录片荧幕，而拍摄成电影却是第一次。让人遗憾的是，小姨丰一吟虽知道这部电影，却没能等到它上映。我们作为先生的孙辈，小时候生活在先生身边，能够看到这部电影，觉得这是特别珍贵而有意义的。

　　杨子耘：前期，我和姐姐杨朝婴全程参与了电影脚本的研读、修改。如果说先生的人生经历是一本书，那么逃难就是书中特别高光的一段。电影最大程度还原了他人生中难忘而不凡的这段经历。

　　记者：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你们有了编写《丰子恺·艺术的逃难》这本书的想法，可以说和外公丰子恺“重走”了一遍逃难路，于你们而言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杨子耘：本书的两条主线与电影的主线相同。其一是宣传抗日，记录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历程；其二是逃难路上先生对于年迈的岳母的敬重照顾以及对孩子们的抚养教育。

　　在逃难之路上，先生不仅提出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作画。

　　让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就是一家人逃到桐庐时，敌人逼近，只得再次西行。先生犹豫不决，怕老岳母身体吃不消，左思右想还是把老人留下托人照管。但船行不久，他就后悔了，随即让人返回桐庐接岳母同行。此后，无论跋山涉水，岳母都有人陪着抬着背着，一直照顾她，直到在重庆沙坪坝定居以后因病过世。电影中，也真实而艺术化地呈现了这一场景，让人特别感动。

　　此外，就是先生有独到的教育理念。丰家的孩子不用去上学，在缘缘堂时期以及逃难路上都是这样。先生亲自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先学做人，再提高学识、学习技艺。

　　记者：在你们的成长过程中，回忆年少时在外公身边的日子，最让你们感怀、最觉珍贵的是什么？

　　杨子耘：儿时，我们最期待的日子就是每逢双休、寒暑假去外公的日月楼的时光。在日月楼，家庭氛围温馨、和谐、其乐融融。外公给我们准备了他精心挑选的各种书籍、漫画，供我们阅读、学习。

　　记者：近年来，你们常来桐乡，作为第三代，未来在传承丰子恺文化和精神方面，有哪些想法？

　　宋雪君：我长期从事丰子恺艺术研究，石门就是我的家，一年要来好几次。弘扬好、传承好、研究好、发展好子恺文化，让子恺文化滋养更多桐乡儿女，我们义不容辞。我希望借助宋雪君丰艺工作室的平台，可以把更多喜爱丰子恺及其漫画的人汇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