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礼堂的可供性发展

　　乡村公共领域作为承载乡村生活的重要场所，是乡村的主要社会环境。随着时代的更迭，以往的公共场所如茶馆、广场等，已被文娱休闲室、村委会、文化礼堂等现代化文明场所取代，这种转变之下是群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乡村文化礼堂建设”作为浙江省2013年始开展的重点建设项目，也成为乡村地区文化振兴的重要着力点。文化礼堂作为一个集学教、礼仪、娱乐于一体的场所，担负着文化传承、文化繁荣、乡风建设的使命与职责。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同时，实现农村文化产品的直接供给，推动文化创新。但目前文化礼堂的建设仍然存在关键性问题，亟待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实现路径，以发挥文化礼堂的社会功用。可供性的视角决定了人与文化场所的互动适洽性是人以及文化场所各单元得以更好存在的依据。而从社会环境可供性维度分析乡村文化礼堂的“即缺”与“应为”，是剖析文化礼堂建设的新思路，也为其建设提供了新视野。

　　本文以桐乡市T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对乡村文化礼堂的可供性进行测度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乡村文化礼堂建设的优化策略，以期为未来乡村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我们的村晚”活动在崇福镇南阳村文化礼堂举行。

　　一、桐乡市T村文化礼堂建设基本情况

　　桐乡市T村地处所属城镇西侧。沪杭高速公路和沪杭铁路客运专线穿村而过，交通便利。T村下辖37个村民小组，区域内共有耕地2921亩，以种植水稻、桑树、小桑苗为主，村民聪明勤劳、民风淳朴。2018年，T村村委会高度重视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制定文化礼堂建设规划，对文化礼堂公共区域进行翻新、改建，引导全域有序打造农村文化新阵地，以农村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着力提升村民幸福指数。但在实地考察中发现，该村的文化礼堂建设仍然存在问题和可提升空间。

　　（一）社会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施者与受者的缺位

　　T村和我国目前大多数乡村一样呈现“空心化”现象，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弱”“病”“残”等乡村成员。在经济条件的不断优化下，甚至出现了村民举家迁往城镇的现象。这些行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T村现有人口数量递减，并进一步导致村内文化施受方严重缺失。而留守的村内群众大多缺少文化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文化观念及文化意识淡薄，这其中也存在群众表达需求的能力不强与表达渠道有限的因素影响。而从文化教育实施者角度来看，T村文化礼堂管理人一般由本村村两委等人员兼任，缺乏文化管理、策划能力，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致使文化礼堂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二）群众没有充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过程

　　群众参与度是评价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会直接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资源的利用率。从实地调查情况来看，T村文化礼堂投入运行之后，礼堂公共文化服务出现“闲置”现象，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认同感、获得感严重不足。文化礼堂仅仅作为留守老人下象棋、妇女跳广场舞的娱乐场所，村民走进文化礼堂参与活动的目的停留在“凑热闹”“发礼物”上。基层政府在礼堂文化、礼堂活动的塑造上效度低下，对文化礼堂的功能认识不到位，没有充分挖掘当地特色，陷入了文化礼堂与村实际脱节的尴尬局面。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认同感、获得感严重不足，使文化礼堂发展陷入误区，无法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

洲泉镇坝桥村文化礼堂内三跳艺人为百姓表演。

　　（三）同质单一的文化服务输入呈现供需的鸿沟

　　文化服务模式单一，即一方面文化服务供给过于依赖上级政府，村集体自身造血功能不足，村民间组织、社会机构、商业企业等其他供给主体也尚未形成气候，对文化礼堂服务供给影响有限。另一方面，村级公共文化服务开展类型及现存模式不足，无法真正满足村群众需求。调查发现，T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应由村、小组一级落实，但在运行过程中，很多人为因素影响了整体公共服务效能的发挥。

　　二、乡村文化礼堂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资源跨域联动下发展人才振兴

　　通过数字化改革，建立省、市、县镇三级数字人才资源库，形成“中央厨房”式文化资源利用模式，打造文化人才跨域共享、文化资源跨域利用的高效整合形式。再将文化礼堂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文化内容全部整合进农村文化礼堂，给基层工作者提供学习机会，提升其工作能力与服务广度，实现乡村人才资源的实地化发展和虚拟化拓展，从而解决农村地区人才资源短缺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建立互助帮扶关系，与临近村镇结成“文化小组”“文化团队”，通过村与村之间的互动活动，盘活两地人才、经济资源，推动乡村文化礼堂的开放运维大格局。

　　（二）薪火相传中建设新乡贤制度

　　在乡村，文化的弱势一直存在，而打破这样的现状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努力，同样需要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发力。群众在文化礼堂的运行管理中应当树立“主角”意识，发挥主导作用。基层政府要引导群众逐渐认识到，每一个村民都是推动文化礼堂建设的关键一环和重要组成，提高群众对精神文化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潜移默化中促生各群体对文化礼堂作为基层思想文化宣传主阵地、精神家园的认同感。在群众中挖掘、培养、塑造“新乡贤”，确立其在普通群众及政府组织间的重要地位，激发“新乡贤”组织的乡村社会潜力。在以人际交往为重的乡村社会中，“意见领袖”式的乡贤成员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组织与调动能力，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社会环境的可供性所强调的交互，不仅意味着文化礼堂可以提供群众参与活动的场所，同时群众也存在对活动场所的需求，这种空间依赖是文化礼堂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群众当家”及“新乡贤”模式下，人与空间环境的适配度才能达到价值最大化。

　　（三）特色化、产业化、数字化联动发展

　　镌刻在当地群众思想文脉里、代代相承的地域精神文化特质不可复制，群众在精神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承、弘扬中所蕴涵的强大内生力量，是打破文化礼堂“千篇一律”、推动地方特色融入文化礼堂建设更高质更长效的核心动力，是促使文化礼堂这一精神家园不断焕发生机的发展源泉。

　　在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礼堂新样貌时，应激发其内生文化价值，以T村特有的“亭子”作为文化支点，挖掘历史渊源，打造一方水乡的内涵特色，同时在文化礼堂建设、村貌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一脉相承。在特色文化基础上联动乡村经济，打造乡村经济文化体系，从发展特色文创产品、举办特色文化活动、组建专业文化队伍、建设文化特色休闲度假区等举措着手，形成文化与经济效益的联动发展。另外，乡村文化礼堂要立足实际需求，开设具有实用性、教育性、娱乐性的文化课程，如针对“老人”群体设置智能设备教学课程，帮助老人缓解“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障碍；设置医疗急救课程帮助老人应对一些基础的突发危机；设置专业化兴趣培养课程为老人减轻生活的孤独感等。在乡村文化礼堂的管理上要与时俱进，协同数字化技术发展机遇，创新乡村管理方法与管理效率，打造群众喜爱的、便于组织的、充分发挥文化价值作用的乡村公共空间。

　　三、经验与启示

　　乡村文化礼堂建设是一个长期存在并且需要常变常新、走深走心的综合课题。先有文明之思想，而后建设起专有的建筑供团体聚集和思想活动是一般规律。但现如今先有现实世界空间凝聚之下，再有精神领域的空间再塑。因此，乡村文化礼堂在建造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实体空间的搭建，更要注重精神空间的塑造和完善。立足于当地基础实际、群众需求实际，突出群众地位和作用，从“人”“物”“意”着力，将零散的、抽象的、模糊的乡土要素的力量转化为一体的、具象的、实质的精神文化力量，焕发一方文化活力。

　　河山镇八泉村文化礼堂。

　　（本文照片为本报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