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一、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可行性

　　在乌镇镇五星村，有个“五星老牟爸”乡贤工作室，创新“乡贤＋人民调解”模式 ，在调解矛盾纠纷方面深受村民好评。

　　（一）基层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构与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基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人与土地的关系逐渐瓦解，传统农村熟人社会的特性在城市化的浪潮中逐渐消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约束逐渐失去效力，对物质的追求成为居民拥有社会地位的新标准。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带来了低俗文化和愚昧风俗，造成道德退化，社会信任机制缺失，基层社会矛盾爆发。挖掘乡贤、德治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社会治理基因，对接现代文明中的法治精神和自治精神，以自治、法治、德治为核心的“三治融合”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开花结果。

　　（二）农村经济振兴与公共设施的建设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代化浪潮强势冲击下，农村社会被现代文明多重解构。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涌入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带，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空心化、老龄化的困境，农田荒芜、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村公共治理瘫痪等现象严重。为了促进农村建设，振兴农村经济，很多地方通过挖掘和整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比如借助农村里有威望的人或是从农村出去的乡贤的力量带头搞建设，为农村发展建言献策，链接外部资源，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致力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情感与情怀

　　传统社会，人们借助士绅阶层、宗族长老的力量，通过礼治和德治等手段化解基层矛盾和纠纷，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建设村庄。士绅阶层和宗族长老作为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热衷于奉献邻里。从情感上来说，“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情结是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首要原因。现代社会，一些地方贤达人士，尽管人和户籍已经离开农村，但是乡土情怀依然存在，对家乡的牵挂依然存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对他们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隐含中国传统文化中“荣归故里”的心理需求。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2021年“七一”前夕，石门镇民联村文化礼堂非遗“三跳”传承人邱立红将党史故事编入“三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唱给村民听。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作用

　　1.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基层社会治理中关于治理体系的问题，最为核心的是法律、法规体系的保障和完善问题。中国的法律、法规，强调立法、学法、执法、守法的全过程，这四个环节中的首个环节为立法。在立法中，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注重听取普通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注重结合中国国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过程。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和目标，自治中所依据的自治章程、自治公约、村规民约，其中有很多内容，直接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尊老爱幼、弃恶从善”等传统文化。这些基层自治的规定内容，充实了国家法律、法规在基层的实践。

　　2.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机构设置。机构设置，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以桐乡市为例，基层村（社区）在自治过程中普遍提倡“一约两会三团”的基层社会治理机构设置，一约，即村规民约，可归为自治法律、法规体系；两会，即村民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前者的功能是供全体村民表达意志，是村民代表大会的“缩小版”和前期协商平台，后者是协商民主的“袖珍版”，建立这两个机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孝文化的具体运用，因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选择必须通过“人品关”。此外，“三团”，是指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这些基层自创机构，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勤、俭、廉等元素。

　　3.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的设置。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是细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最末端。目前，基层社会治理强调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社会各类信息的收集；二是收到信息后的指令、指派；三是履职责任单位的处理情况；四是处置后的及时反馈；五是信息处置评价等。这些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是现代信息学和统筹学的综合运用。追溯中华传统文化，有类似的理念，如“慎终如始”“格物致知”，讲的就是开始和结束的全过程，信息处置要注重实际情况等。这些理念的影响力始终存在。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作用

　　1.通过“春风化雨”和“四两拨千斤”，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提升基层处事能力。现实中无论多么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本质上都是“人”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究将“道、天、地、人”放在同一个平台进行讨论，强调了对人的尊敬和对人性的关怀，即“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和传统依据所在。只有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思考问题，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基层问题。目前基层社会矛盾和问题复杂，有些矛盾和问题是长年累月形成，单纯靠法律条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提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坚持以柔克刚，攻坚克难，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2.通过塑造文化认同感，推动“五位一体”发展，提升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看似是各类小事，实则上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看似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实则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保驾护航；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果，看似与文化发展关系不大，实则背后正是需要文化强力推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于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位一体”发展，最终实现国家意志，服务基层，维持秩序。居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就如黏合剂，能将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的人们，整合成一个家。通过塑造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规制居民行动，提升国家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

　　3.通过“既治已病，又治未病”，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常态化，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启发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比如借鉴中医防病和治病的辩证关系，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到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就是“预防为主，防范为先”；中医治病过程中坚持对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调理，到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就是“综合治理”和“系统治理”；中医治病善于寻找病根，要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源头治理”异曲同工。为了避免基层问题解决不彻底，需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理念和思想，“既治已病，又治未病”，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常态化、持续化发展。

　　三、对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文化作用发挥的反思与展望

　　今年4月，梧桐街道振东社区举行了一场以“破除大操大办婚礼陋习，树好移风易俗新风尚”为主题的辩论赛，引导居民破除观念上的“铺张浪费”，引导大家节俭办酒席，让移风易俗入脑入心。

　　（一）避免人治，走向法治和自治

　　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自治是目标。德治作为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的治理方式，在传统社会主要是依靠伦理纲常来维持的，本质上具有“人治”的色彩。假如不加取舍地运用，就会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因此，在借助传统文化进行基层社会治理时，要把握好法治前提和适度原则。比如有些地方在运用“道德红黑榜”对基层不良现象进行曝光时，要注意不能侵害公民隐私权的问题；在借助乡贤等地方权威人士做群众工作时，要注意不能出现“一言堂”和道德绑架的问题。要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借助传统文化、道德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建立礼法兼治的矛盾解决机制。

　　（二）避免形式，注重问题和效果

　　在开展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提倡传统文化，既是解决基层既存问题的需要，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合二为一，产生效果，实现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创新。然而，现阶段不乏流于形式，缺乏反思，为了创新而创新的现象存在，甚至只是将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停留于挂在墙上的规章和图表。也有一些地方在面对上级考核的过程中，疲于应对台账资料，缺乏思考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和效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作为所有政策措施落地的最后场域，如何打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效果真正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三）因地制宜，尊重场域与主体

　　基层社会治理要取得成效离不开基层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站在协同治理的视角，因地制宜，充分尊重治理场域的特性和人的主体性。比如同样是基层社会治理，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由于场域性质不同，德治的效果就会有所区别。传统文化中人情面子发挥效力的条件是熟人社会的制约，但是城市社区在发展过程中早已打破了熟人社会的格局，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此时的人情面子就未必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发和引导居民的主体意识，提升居民的公共治理能力值得进一步思考。

（照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