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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太虚

2018年01月09日 12:49   来源: 嘉兴日报-桐乡新闻    作者:吕志江 

  1月8日是太虚大师诞辰纪念日。作为大师故里,我们深切缅怀这位一生短暂而业绩辉煌的家乡文化名人与杰出先贤。大师不仅是著名的大德高僧和佛界领袖,更是一座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宝库和人文丰碑。我们今天纪念、宣传和研究大师,重在挖掘蕴含于大师身上的文化内涵,努力让大师的人文精神得以传承和弘扬。

  太虚大师敢于担当。大师人生每个阶段,所做大事几乎均能敢作敢为,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太虚抗战。面对日寇入侵,大师心系民族,为民请命,以一介僧人之躯,担救国救民之责,当奋力抗日之士,奔走各地,振臂高呼,敢作敢为,可敬可佩。据初步统计,大师全程参与抗战十四年,发布抗日电文十多件,抗战演说近百场,抗战文稿超二十篇,组织各类抗日救护队伍不下十支,设立避难所和救治机构超十处,亲自率团出访东南亚六国宣示日寇暴行和呼吁世界和平,募资捐款支前更是无数。为此,冯玉祥将军为大师题“抗日救国”一词,国民政府授予大师抗战胜利勋章一枚。

  太虚大师勇于变革。大师早年向往革命,阅读革命刊物,宣传革命思想,试图参与政治变革。据褚问鹃回忆文章,太虚在嘉兴一带和龚宝铨等革命党人过往甚密,曾到过马厍小镇(现为王江泾镇马厍村)参加过革命党人活动。大师还南下广州,与革命党人秘密集会,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吊黄花岗》一诗表达自己对民主革命的拥护和对死难志士的敬佩与哀悼。辛亥革命后,大师崇尚变革的思想和勇气越发强烈,决心将革命精神融入佛改救世之中。比如,民国元年,为改革佛教,大师“大闹金山寺”;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师提出改革佛教计划;1913年,大师举起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面大旗,从思想、制度和经济等方面对中国佛教进行近代化改造,被誉为中国佛教史上马丁·路德式的改革人物。综观这位“革命和尚”一生,不囿古制,不满现状,与时俱进,变革创新,在佛教近代化、中国化和世俗化道路上留下的业绩可圈可点。

  太虚大师直面人生。大师走上佛改救世道路后,一改以往僧人只顾静坐寺院吃斋念佛修来世之传统,关注人的现实人生。透过著书立,大师极力主张革除旧佛教中那些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和厌弃世事的消极主义,倡导人们一切以众生为本,以人的现世为本,利生济世,造福民众,建立世界和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祥和社会。大师将自己首创的这套命名为“人生佛教”的理论,无疑彰显其直面现实、关爱人生之人文光辉。难能可贵的是,大师还为此身体力行,抗战救难的奋勇行踪,正是这种人文思想的有力注解。

  太虚大师严守规矩。大师变革创新思想异常强烈,但规矩意识却坚如磐石,该守的规矩坚决守住,不破底线,不越雷池半步。作为佛界领袖,在上海玉佛寺创建佛教性政治组织“觉群社”时,大师坚决做到“问政不干治”。尤其是大师游走四方数十年,交往名流数百人,先后任职数十项,仍然坚守僧戒不动摇,钱财酒色不妄图。作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的僧人,大师能守住底线几十年,那是需要多么大的定力呵。据子弟回忆,大师甚至“几乎没有用手摸过钱”,连弟子们是怎么花的也不过问。丰子恺《忆太虚大师》记有大师不沾酒的灰谐情景:离开重庆前夕,丰氏邀七八好友叙晤,敬酒时,太虚端起杯子吸了一口,连忙吐出,微笑着说“原来是酒,我以为是茶”,搞得满席大笑。

  太虚大师勤学好思。大师少时勤奋好学,青年时代便获“学问僧”美名,成名后仍终身修学,好学不已。既博览群书,学识广大,又苦读经典,深思精研,以至于著书立说时,游刃有余,硕果累累。无论是那些尖锐锋利的时论杂文、涉略广泛的文丛联语和传世至今的千首诗歌,还是诸子学术论文、西学新潮杂谈和厚重深邃的佛学大作,无一不是大师勤学好思之累积所致。特别是《太虚大师全集》里的那洋洋七百余万字以及其中的人间佛教理论阐述,非勤学好思而不能成。

  太虚大师重教育才。大师深知教育的意义和人才的重要,长期致力于办学兴教,培育人才,先后创办或主持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近十所佛学院,被誉为中国“佛学院之父”!甚至通过综合教育教学改革,一手奠定了中国20世纪佛教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同时,大师亲赴各地以开班讲学、设坛讲经、开场演说、编报办刊等方式,弘扬佛法,教化民众,拓展社会化佛学教育事业。此外,大师依靠寺庙庵院和社会信众之力量,开办过多所中小学校,吸纳民众子弟读书开智。透过这些足迹,映射出的是大师重视教化、培训人才的良苦用心和深远谋略。

  太虚大师慈善仁厚。大师一生,心怀慈悲,德广仁厚,广交善友;生活俭朴,随遇而安;淡泊名利,从不计较;虽享盛名,但与人相处,如沐春风,和蔼可亲,绝无半点大和尚架子。著名居士周宣德在《我与太虚法师的一段因缘》中,回忆太虚“对我所提的问题也不嫌其浅薄,多方开示。到了午斋时间,又拉我一同用斋,使我大受感动。斋后我又向他提出若干问题,当时还有二三政府要员在座,而大师独对我特别垂注”,“尤其他那温煦的言谈,亲切的笑容,诚恳的态度,庄严的法相,有着一股不可抗拒的潜力”。连大文豪鲁迅先生在厦门见过大师后,也点赞“太虚和易近人,思想通泰”。尤其是大师一生关心民苦,济贫扶困,乐于助人。抗战期间募捐救济流亡难胞一事,更是不遗余力,绝无冷漠。丰子恺特地撰文证明其为“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进的、真正的和尚”。

  太虚大师桑梓情深。尽管出家人四海云游,无谓家乡观念,大师更是当年罕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佛教领袖,但仍难忘原籍,乡梓情深。诸例为证:1927年回沪途中,停留长安,打听生于桐乡洲泉的同母异父之三位胞弟胞妹;1928年回到祖籍地崇德过年,造访福严寺,写下《崇德访古华禅兄咏福严寺四景》;1928年“呈内政部整理宗教文”落款具名时,仍署本人“籍浙江崇德”;1933年,崇德县长毛皋坤为纪念孙中山光复民国而建中山公园,园内设吕晚村纪念亭,太虚撰书一联:春秋大义严夷夏;理气微言瓒宋明。生前多次参访嘉兴,写下与嘉兴有关的诗词有16首;1943年前后,在陪都重庆与漫画大师丰子恺多次相见,称丰子恺为自己的“小老乡”,竟然还用崇德方言与丰氏交谈甚欢;抗战胜利后驻锡上海期间,欣然为里人长辈吕母陆太夫人遗像题写“贤母之型”。

  中佛协会长学诚大和尚在2017年太虚大师圆寂七十年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太虚大师是“我国近现代佛教改革的倡导者”、“人间佛教思想的首倡者”、“世界佛教运动的推动者”、“世界新文化构建的探索者”,“他的思想与影响历久弥新、永不磨灭。其悲愿之殷切、思想之深刻、著述之宏富、涉猎之广博、经历之丰富、入世之深入广泛、影响之重大深远,在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佛教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编辑:张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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