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鸿讲堂

好雨知时,当春乃发。

由中华书局和中共桐乡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全民公益讲座——“伯鸿讲堂(桐乡)”在2018年的春天里启动了。

陆费逵先生,字伯鸿,祖籍桐乡,中华书局创始人。为示缅仰,讲堂以其字名。

中华书局积百年厚重,名家迭出,海内驰闻,此次与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家乡合作开坛,举出版界优质资源落地于风雅桐乡,实为桐城文化之盛事。

讲座所涉,内容涵盖时政经济,人文美学,诗词歌赋,科学修养等多类学科,由各界权威学者亲授。

讲座所期,旨在为大众构筑优秀文化的全阅读平台,在更广的范围内推进文化精品的分享传播。

讲座所施,伯鸿讲堂(桐乡)每月第三个周末如期开讲。

第三期:重新审视“四大发明” 发布时间:2018/06/11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著名科学史学者嘉宾介绍>>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著名的科学史学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江教授已经在国内外出版了专著、文集、译注等90余种,科研成果及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并且引起了广大的反响,新华社曾三次为他播发全球通稿。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对四大发明争议的重新审视”,听这题目当然你就猜想到原来对这个事情是有争议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我们对四大发明是非常熟悉的。通常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没什么争议,但是你如果到网上去查一查有关的东西你会发现对这个事情的争议非常的大,而且意见是尖锐、对立的。

  有一些人倾向于把四大发明说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这当然跟我们以前的习惯的观念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非常激烈的批评这些东西的,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为了浮夸,为了美化自己的历史,所以才夸大出来的。这种观念呢,在网上你也能看到不少。好像它的争议也挺有道理一样的,但实际上这些争议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要重新审视。

  先看四大发明的来历和版本。

  最早这个事情是培根说的,培根只提到了三大发明,就是第四行你们看见的:火药、造纸、指南针,他提到这三项。不过培根没有说这三项是谁发明的,他只是说这个三项发明对历史有很大的影响。稍后马克思也接受了培根的说法,马克思的说法更具体一点,他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的城堡和盔甲炸的粉碎,这导致了社会的革命。指南针造成了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而造纸术使得新教得以广泛的传播。

  但是马克思也没有说三大发明是谁做的。本来他们并没有强调这个发明归谁。把这个三个发明变成了四大发明,并且把它跟中国人明确的联系起来,最早是一个叫艾约瑟的传教士,他是欧洲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影响更大的说法来自李约瑟,李约瑟把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而李约瑟明确的把这个事情跟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在国际上是非常孤立的,那个时候李约瑟作为一个英国的著名科学家,皇家学会的会员,他把自己原来的生化专业扔了,全心全意的投身到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去,而且一直强调中国古代的成就如何伟大等等,那在那样的时代,这样一个西方人,会被我们看得很重。我们觉得他的观点对当时在国际上很孤立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所以李约瑟就被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李约瑟的说法在中国有特殊的知名度。因为李约瑟得到我们官方的大力支持,所以李约瑟关于四大发明的说法也被我们接过来,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很长时间里,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提升中国人的自豪感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要提升中国自豪感的东西有的是,我们再来讲这个呢,我们就完全可以心平气和了,我们现在并不指望靠四大发明来提升我们中国人的自豪感,所以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来看这个事情。其实围绕着这个事情背后还是有很多争论和一些学理上的事情。我尽量讲的通俗一点,希望能够让大家都理解。

  我们先说四大发明的说法受到的批评。

  对每一个发明几乎都有批评,比如说关于火药,一个最常见的批评是说“全世界用的都是黄色炸药”,而中国人发明的东西不是黄色炸药,是黑火药。那么这些批评的人说既然今天全世界用黄色炸药,你们发明的黑火药算什么伟大贡献呢?那不是现在我们都不用的吗?所以并不是今天黄色炸药是中国人发明出来的,这是一种争论。

  下面一种是关于活字印刷,大家都知道在宋代的《梦溪笔谈里》就记载着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你们在中小学课本都读到了。但是批评的人说为什么活字印刷之后900年中国的绝大部分的书仍然是雕版印刷呢?这个活字印刷术为什么不使用呢?

  再下面是造纸,造纸我们都知道说蔡伦发明了造纸的技术,但是后来有人找出一个叫灞桥纸的东西,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陕西发现的,很多人认为那才是纸,那个东西当然比蔡伦要早的多,结果这个事情又造成很多混乱。

  然后关于指南针它和一系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大家都在课本上读到过司南,还有一张图,一个勺子放在一个平板上。今天你们的中小学课本上应该还能找到这个东西。关于这个东西都是有争议的,比如司南到底真的能不能指南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文章说其实那个没有办法指南的。

  关于水罗盘、旱罗盘也一样都有争论,这个罗盘本来是船上航行用来指方向的,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很多人也有争议。平常我们一般的公众我们听到说四大发明是中国伟大的发明,这个听习惯就算了,如果有人争论,一般的人也没有兴趣加入这种争论,比如说你要驳斥他们的批评或者对他们的质疑进行回击,一般的人没有兴趣,所以这个事情就其实它一直有争议的,大家也就不了了之,不求甚解就这样下去了。

  我们怎么来看这些批评呢?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我们等会一项一项说,很多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因为很多人是批评他们是走极端的,极端的情绪本身不可取,很多人在网上就喜欢发表极端言论。因为在网络上他匿名,一个人一旦匿名他就说话不负责任。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会比如就在现场,你们媒体去采访他,他说话负责任吗?他负责任,因为这个时候他不得匿名,可是在网上他就不负责任,很多人在网上的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觉得不需要负责任,他都是匿名的。所以网上的言论很多的情绪都是极端的,要么是夜郎自大,要么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把中国古代的历史说的一钱不值。这些倾向都是不对的,我们一样一样来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火药问题。

  要谈火药,先要把火药和燃烧剂区分开来。我们知道在一个东西燃烧的时候,它是需要用氧气的,大部分的燃烧发生的过程中,它是从旁边获得空气中的氧气,这样燃烧才能进行下去。很多灭火的方法其实就是把火源的获得氧气的通道短暂的阻断了,这样它火就能灭掉。那么火药和燃烧剂的差别就在于火药是在燃烧的时候自己能够供氧的,所以有的人就把火药说成自供氧燃烧。一种燃烧的非常剧烈的东西,同时它自己能获得氧气,那这样的东西它就变成了火药了。这两个东西是有差别的,很多从历史上去找出关于这种类似于火药的记载的人都是因为混淆了火药和燃烧剂的差别。

  那么黑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从现在看这个事情很可能在唐代就已经发现。黑火药主要是由硫黄、硝石和炭组成的。最初炼丹的人在丹房里无意中导致了爆炸,他们发现是这三种东西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在丹房里爆炸是一个事故,需要回避的。当然人们很快就发现,如果我有意识的操控这个爆炸,它就可以用来干别的事情,比如说用到军事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军用物资,就变成一个火药。

  我们中国人在军事上使用火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是公元1044年的《武经总要》,这个《武经总要》是当时的宋朝军队的一个,等于像他们的军队的武器装备的一种规范,其中至少有这样的成分。在《武经总要》里就有三个关于火药的配方,这三个配方在今天是可以经过科学检验的,它确实是有效的黑火药配方。所以你从这三个配方出现在《武经总要》里可以推测的是那个时候的宋朝的军队,火药已经变成它的制式装备了,所以它才会出现在《武经总要》里,也就是说宋朝军队已经在部队里大面积的装备使用黑火药的一些兵器。

  那么西方人对火药争夺发明权比较常见的是这几种:

  前面两种你们看第五行,希腊火、海之火,这两个东西实际上都是燃烧剂。从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献中记载的细节看,这些东西是一种液体的燃烧剂,在海战的时候把它喷到对方的船上,古代的船是用木头做的,所以它就会烧起来,这样的东西有时候被称为希腊火,有时候被称为海之火。很多人相信这种在战争中用燃烧剂,有点像现在的火焰喷射器这样的东西,有的人认为是希腊人发明的。但是不管是希腊火还是海之火这些名字,它指的都是燃烧剂,也就是说它自己是不供氧的,它必须依赖空气它才能燃烧,这个跟火药有本质区别。

  下一个争夺火药发明权的是印度,一些西方学者说他们很早就在印度境内找到了一些使用火药的兵器的残余。但是这个事情呢,一个合理的解释说这些东西其实是元朝的军队留在那里的,元朝军队当年是打进过印度,它遗留在那里。

  最后一个争夺者是培根,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讲三大发明的培根,在培根的著作里留了一个火药的配方,那么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配方的话,那培根的优先权就很难动摇了,但问题是那个配方不是用好好的文字写的,是用秘语写的。在欧洲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喜欢搞这个手法,他把自己做出的一个什么发明,比如说一个天文学家或者一个数学家他们的发明都可以这样做的,就是说他用一个秘语把它写出来。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秘语写出来以后它公布了这个东西,别人是看不懂的。那么别人既然看不懂你公布干什么呢?为的是确保自己的优先权,就是说我现在就公布了,比如说培根说他现在已经发明了火药了,他公布了一个配方,这个配方没有人能看得懂是秘语写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要跟他争夺这个优先权的时候,他就可以说你看我哪年哪月已经公布过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那个秘语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呢在古代确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手法。但是问题这个手法,在写这个秘语的人死掉之后,你就没办法解释了?除非他生前已经解释过,如果他没有解释过,他死掉了就没有人能解释的。这个培根的秘语就属于他生前没有解释过的,现在那些企图对他进行解释的人,他们要把这个秘语解释成是一个火药的配方,他们就需要做各种各样猜测,或者写错了替他补一个字等等,所有的你搞这样的说法以后,你要什么有什么,你想想看这个秘语的主人自己都不在了,秘语的规则也没公布过,你自己胡乱猜测,这是没有依据的。所以围绕着培根的那个秘语的配方,无论做多少功夫,在学术上都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没办法获得证实的。

  我们还得接着往下看火药问题。

  关于火药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它怎么向西方传播?那么现在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可以看恩格斯的。这不是我拿革命导师来压别人,说恩格斯说的。恩格斯是一个军事爱好者,他自己对军事问题有很浓厚的兴趣,写了不少关于军事方面的著作,所以他考察了火药向西传播,大体就是按照他的考察是从中国到印度,再从印度传入阿拉伯,最后传到欧洲。这个结论现在的学者大体上也是同意的,在这个线路上传播的是黑色火药,这个黄色炸药,我们今天全世界用的,无论是在军事上用的还是我们民用的比方说采石、采矿,我们用一点炸药,用的都是黄色炸药。这个黄色炸药呢,最初是1771年发明的,最初它发明的时候不是一个炸药,是一种燃料,黄色的燃料,人们发现这个燃料搞的不好就会爆炸,而且爆炸威力非常大。到1885年这个黄色的染料才正式用到军事上,成为今天全世界都在通用的黄色炸药。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马克斯说的火药炸碎了骑士的城堡和盔甲,到底是什么火药炸碎的呢?这个火药到1885年才进入军事用途,那个时候骑士的城堡和盔甲早就炸烂了,所以是什么东西炸烂了欧洲的骑士和城堡的盔甲的呢?还是黑火药,因此如果你同意马克斯的说法,说发明了火药改变了历史,那他说的就是黑火药,是黑火药改变了历史,等到黄色炸药问世的时候,马克斯说的历史早已经改变好了,因此火药改变了历史,这个炸还得算在中国人身上。

  下面我们再来讲第二个问题——造纸。你们在中小学课本上读到的现在主流的说法仍然说是东汉的时候宦官蔡伦发明了一种造纸的工艺。这个工艺因为它又有效又经济实惠所以很快就流行了。本来纸这个东西是非常贵重的东西,一般人是不能用的。他的技术推广以后,就变得很好用,很容易造。本来这个说法在国外,在国际的学术界也都是同意的,大家都同意的,我们所说的纸就是指蔡伦所发明的这种技术,用这种技术造出来的东西叫纸。但是后来就有一批人要力挺灞桥纸,就是我说的上世纪50年代在灞桥发现的纸,他说那个东西年代比蔡伦还要早。结果你极力鼓吹说我们在西汉我们就有纸了,很多人觉得说这不是又给我们老祖宗争光了,原来东汉发明了纸,现在我们把它提早到西汉去了不好吗?完全不好,这就是古人说的求全之诡,你本来想弄的更好,结果反而把事情弄坏了。因为你一旦赞成灞桥纸是纸,你就改变了纸的定义。我们最初对纸的定义是没有争议的,那个定义就是用蔡伦的技术造出来的东西用来书写的那个叫纸,你现在如果把灞桥发明的东西也叫做纸,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你既然新搞了一个定义,那我可以有其它定义,你一旦离开了蔡伦造纸的定义,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比这个早得多。如果你们这么听觉得太抽象了,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东西,这就是灞桥纸,最大的一片才10厘米见方,这么一小块。这样的,如果这样的东西在这个右面的图案上的这些东西,你们也愿意把它说成是纸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会面临下面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埃及的纸莎纸,埃及人用纸莎纸做出来的可以写字画画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全世界好多著名博物馆里藏的好多,你看看它上面画的这么精美的图案和一些象形文字,你再看看前面的灞桥纸,你愿意把这一团一团的东西叫做纸吗?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叫做纸,那么这个埃及的纸莎草得叫做纸。可是埃及的纸莎草比我们蔡伦造纸早了几千年,公元前一两千年埃及人就用这个东西,他们就留下这么精美的图案和作品了,所以你现在一旦叫灞桥纸,你就等于把中国人在造纸这个事情上的优先权彻底断送了。那现在我们就要讲埃及人的纸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如果埃及人主张这个的话,你不能不服,你们看这张图,能在上面写字画画的这不叫纸吗?这个上面你能在上面写字画画吗?我们从来没有在灞桥纸看到过上面有文字。实际上很多专家认为那个灞桥纸是一个填充物,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你去买一个什么陶瓷的东西,给你送过来的时候,不是得填充一些软的东西,免得它碰坏吗?灞桥纸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它根本就不是纸。

  所以主张灞桥纸这种说法我个人觉得,这是有害,这对于我们在造纸上的发明的优先权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蔡伦用纸的那个定义,那我们可以说埃及那个纸莎草的不是纸。本来国际上大家都是这样同意的,西方人也是这样同意的,他们没有打算把埃及的这个纸莎草的东西说成是蔡伦的祖先,因为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纸的争议。

  我们再来看下面司南和指南针的争议,这个也非常复杂。我们先看这个,这个图大家应该比较习惯,很多人都见过。这张图是我们发行的邮票,在50年代的一组邮票上,就有这个图案。这个图案上的那个勺子,说这个勺子是用天然磁石做成的,它可以指南。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司南它从来没有见到过实物,不管是古代留下来的实物还是现代人造出来的实物,都是没有的。这个图哪来的呢?这个图是一个专门仿制古代技术仪器的专家叫王振铎,王振铎在1949年之前的旧中国,他已经从事这个工作了。然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继续从事文物修复和仿制的工作。他自己在解放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他已经用天然磁石做成了司南,可以指南。这个图案是王振铎文章里画的。他并没有说他画的东西是一个实物,他只是在这个文章里报告说他已经造出了这样一个东西。这幅图后来就被我们用到邮票上去了。现在因为我们都不寄信,大家可能对邮票的意义都已经淡漠了。现在这些小朋友都已经不知道寄信是怎么回事了。在以前,邮票是用国家公权力发行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有一个东西被弄到邮票上去了,通常意味着国家已经承认这个说法了。所以这个司南它一旦进入了邮票,这就意味着国家已经认可了王振铎的说法。

  实际上,王振铎在文章里说的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呢?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但是我们可以举出另一个故事来质疑王振铎到底造出了没有。50年代的时候,中国准备派郭沫若到苏联去访问,当时郭沫若打算带一个礼物送给斯大林个人,郭沫若想好的礼物就是要带一个司南。你们想像中,如果带了这样一个东西去送给斯大林,让斯大林没事在他办公桌上摆着玩玩不是很好吗?又弘扬中国文化对不对?这个想法是很好。那么郭沫若就得找人去造一个这样的司南。当时郭沫若并没有去找王振铎,他去找了钱临照,钱临照是一个物理学家,郭沫若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所以他让钱临照造个这样的东西出来,让他好带去带给斯大林。钱临照想起王振铎宣称造过,可是没有见过那个实际东西是什么样的。钱临照造了发现永远造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天然磁石它的磁性其实是很弱的,这样一个磁,很弱的磁性你放到一块板上,你无论把这块板打磨的多么光滑,那个磁力也不足以克服勺子和板之间的摩擦力,所以它其实不会动的,也就不可能指南。可是随着郭沫若出访的时间越来越临近,钱临照院士他非得要把这礼物给造出来?最后他弄了一块合金,把它做成了这个勺子的样子,并且在电磁线圈里对它进行充磁,充磁的结果,当然它的磁性就加强了,这样它终于可以指南了,郭沫若也带着这个玩意去送给斯大林同志。但是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平常我们说我们仿制了古代的一个东西,我们是有原则的,对吧?你不是说你用现代的手段你就可以,你把这个造出来,这是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没有复制成功。什么叫复制?我们对复制它是有定义的,我们先来看这个复制,到底怎么才算复制成功。有两条基本原则:

  一个是你要实现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个功能;

  第二你不能使用当时不存在的技术。

  在司南这个问题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功能是说一块天然的磁石做成一个勺子的样子,它就可以指南。那么钱临照最后做的合金,合金在古人那里,当然古人哪有这个技术,再有电磁线圈替它充磁,古人更没有这个技术了。所以肯定违背了第二条,使用当时不存在的技术。这个情况下不能叫复制,这个叫仿制,我们仿制一个古代的东西,把它做的那个样子像古代的样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宣称是复制,因为你复制,你怎么对你的,比如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博物馆里,你怎么对你的观众,对你的访问者解释呢?你说这是我们古人就已经造出这样一个东西来了,这就不是真话了,这是欺骗,因为你用了古人不存在的技术,你不能这样说的。

  所以这个司南的问题,它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司南,实际上是可疑的。所以有一次他们让我参与去审查一个小学课本,里面就有关于物理学的部分,里面他们又说了我们古代造了司南,而且还用了图,用了这样的图。后来我就建议他们我说你们起码这个图就不要用了,因为这个图不是真实的事情。我们给青少年教育,那我们也不能用虚假的东西去教育,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所以这个图就不要用了。

  这个司南的问题他为什么,刚刚不是说四大发明里面讲的是指南针吗?不是说司南吗?为什么这两个事情要绑在一起吗?这道理很简单,还是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因为指南针的最早的记录那已经是在公元11世纪12世纪,已经相当晚了。你怎么能确保中国在这个事情上的优先权呢?你得把它的历史往前追溯。追溯追溯到了司南它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很多人觉得这下子就踏实了,既然我们先秦就有司南,那当然后来有指南针肯定这个优先权就安全。所以呢司南这个问题它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如果要想确保那个优先权,你就得试图证明古人真的有过司南。

  那么古人到底在文献里它说了有没有司南呢?现在能找到的关于司南的文献,一共只有两条:一条在韩非子里还有一条在东汉王充的著作里。这两条记录,都是可商议的。在韩非子的记录里,韩非子当然是先秦的人物,但是看记录的上下文,韩非子的意思不是只说一个仪器,他是在那里比喻一个事情,说这个臣子,如果君王不对他们好好驾驭的话,臣子就会逐渐的篡夺君王的权柄,最后君王大权旁落,所以他说朝廷里要有规矩,他的规矩被他称作司南。所以这条记录里其实完全可以解释为他不是在讲科学仪器。那到了东汉王充的书里,他倒是在讲,是在讲一个机械装置,那个装置是用来指南的,但是那个装置很多人认为其实是另一个装置,是一个叫做指南车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两条文献记录,本身都是有商榷余地的,所以文献记录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个事情。

  那你为了要证实他你就得设法复制出一个东西出来,但是复制又是一直没能复制成的,所以这个问题它是一直存在那里,有疑问。

  类似的东西,还有最典型的两件,一个是地动仪,大家也在中小学课本里读到过的。说东汉的张衡做了一个候风地动仪,一个像坛子一样的东西旁边有龙盘着的,这个东西是谁想像出来的呢?也是王振铎想出来的。其实东汉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根本没有实物存在,而且古代的文献中,只记载了它的功效却没有记载它的内部的任何结果,所以王振铎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想像,做了这样一个模型。那个模型王振铎也没有宣称是复制,因为那个模型本身并不能真的报告地震的。很长时间王振铎的模型就放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作为展品用。

  还有一个就是水运仪象台,水运仪象台你们看到宣称已经造出水运仪象台的地方,至少四五个都有了,在书上说,这是北宋的时候,我们造的一个12层楼高的巨大的仪器,不仅能够演示天象,能够报时,它是用滴水的水滴下来的重力作为动力来驱动的,我们的书上都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有很多仿制是缩小了比例的,但是也有不少一比一仿制出来的。仿制出来一比一的有几种情形,主要的问题是你在样子上造出来是没问题,因为当时留下了一个工程的说明书,叫做星仪象法要。问题造出来不能运转,仅仅靠水的力量要推动一个这么负责的机械从常识上看就是不可行的。那么有些复制的人,比较简单粗暴,就在底下装个电动机,你一装电动机当然动力都解决了,它完全可以运转。但是这个违背了我们刚才说的你不能使用当时不存在的技术,那会哪有电动机,当然没有。那么也有一些报告的制造的人宣称它已经做成了,不装电动机,它真的可以运转。这个东西你信不信呢?在科学界一般遇到这样一个事情,如果你要让科学界,科学共同体信,你要怎么做呢?你得到全国或者全世界把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专家都请来,并且你要让他们在你那里监控着,比如说你说你能运转了,那你起码得运转24小时,在这24小时里,这些专家得在旁边看,然后他们共同的给你背书,签一个鉴定书,上面写着我们从头到尾监控了,它就是能正常运转。假定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那么我们还可能相信。当然你仍然可以质疑说这些专家都被他们收买了,他们行贿过了,他们全都说他好,这个可能性也有,这就比较少了,就看你找什么专家了。问题是从来没有人搞过这样的验收,它自己把它造出来了,它自己对外说我已经造出来了,它会运转,这个事情是没法让人相信的。

  那么我们再回到古代的历史现场,我们得问在北宋的时候,我们的开封的汴京城的皇宫里是不是真的造过这样一台水运仪象台。由于那个东西的实物现在也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讲这件事情唯一的依据就是留下的那本星仪象法要,那个星仪象法要表面上看非常详细,里面有很多零部件的图案,很多人就因为一看到有这样一本东西,那我无论如何都能把它造出来,其实这本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它这里的各种零部件,用什么材料?它说了没有?它没有说,古代用什么材料?如果你想当然的说是用木头,木头什么木头啊?树的种类有很多种,有的木头非常硬,放在水里还能沉下去,用的木头用指甲掐一下就一道痕,它到底用什么木头,显然这也没有交代过。而且还有很多细节,从这个书里都是看不到的。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就是我们要说这东西在北宋的时候它如果真的造出来了,这是干嘛用的呢?这个我们可以搞清楚。所有的这类东西在古代叫做礼器,礼器是干什么的?礼,这个礼貌的礼,礼器,礼器是我们古代用来跟上天进行沟通用的,所以你现在可以说成那是搞迷信活动用的,搞迷信活动中用的道具。那么,对的,古代很多天文仪器都是礼器,古代的皇家天学机构就是由理部管的,这个从来没有改变过。比如说明清两朝这个机构定名为青天鉴,青天鉴就是由礼部管的,所有的青天鉴的仪器都在皇朝礼器图器里头记载,都是通天用的礼器。这个水运仪象台虽然有计时的功能,但这个礼器它在什么时候才用呢?只有在皇家要举行那些重大仪式的时候它才用一用。比如说哪天北宋皇帝接见各国使臣了,为了某一个特殊的节日之类的,比如说有那么个由头,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这个礼器它是要用一用的。其实

  这个礼器它是不是真的像书上说的那样,它会自动长时间的运行呢?根本用不着这样做,它只需要在仪式进行的时候运行运行就行了,而且运行的时候的计时精度也不需要那么高,难道有人拿着秒表去核对它吗?实际上在那种情形下都是不需要的,它就是一个演示的作用。这个我们有必要考虑就是在北宋其实这样一个东西也很可能并没有真的造成过,它即使造出来也只是一个样子,并不能够真的这样运行。

  这个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我们是可以找到旁证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古代还有一种仪器叫做指南车,这个你们应该也在课本上读到过。指南车是一种这样的东西,它是一辆车,上面有一个木人它的手是指着南方的,这个车无论怎么拐弯旋转,木人始终指着南方不变。这个指南车呢,虽然古人也没有留下过任何关于指南车的内部结构,但是我们今天指南车是可以复制出来的,因为指南车所依据的技术并不复杂。现在至少有两种方案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而且在这两种方案里,完全不需要使用古代不存在的技术,你确实用木头就可以把指南车造成,让它随便走它都指着南。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东西,在我们古代也有过造假的记录,当年刘裕讨伐后秦,他把北方后秦的皇帝都抓到南京来杀掉,他俘虏了皇帝身边各种各样的,包括大臣、后妃,也包括了它的指南车,因为指南车是作为皇家的,也是礼器,是皇家的一种仪仗。但是他俘获的指南车里面的机构都坏掉了,也就是那辆车不能指南了。可是刘裕为了在凯旋式上向南朝的军民显示说我把北方王朝的皇帝都抓来了,他的仪器、依仗都被我俘虏了,指南车也被俘虏了。那个指南车是一个坏的指南车,那不是显得很没面子吗?这刘裕居然想出让一个人躲在指南车里,用人力来操控它。结果在他的凯旋式上这个指南车确实是有效的,你看这就是礼器的作用,礼器可以在某些场合完成一个表面上的事情就可以了,它实际上内部的没做到也不要紧。所以今天如果人们复制水运仪象台复制不出来也是正常的,其实你仔细想一下有好多技术问题,你如果真的不受今天技术的约束的话,你一定要按照古人用的才能用的话,那你是造不出来的。要不你纯粹为了爱国主义教育,你只是叫一个演示仪器,那你明确说了我里面放了点东西,我只是用它来演示,相传我们古人有过这样一个东西,但是现在这不是我们能造出来的,古人到底有没有,这是可以存疑的。

  雕版印刷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通常我们在书上读到的是说我们唐代的留下的最早的《王玠金刚经》,那是一个最早的雕版印刷的印刷品。那件原物现在在大英博物馆藏着,没在我们中国自己博物馆里。本来大家都是相信的,那是所谓雕版印刷,就是说你在木板上把你要印的东西刻出图案来,然后在这上面刷上油墨,把纸印上去,就印到纸上了,这是雕版印刷。在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说,一个布衣叫毕昇的发明了用泥活字印刷,但是泥活字印刷,至少《梦溪笔谈》记录之后的900年中国绝大部分的书仍然用雕版印刷的,为什么不用活字印刷呢?当然你从常识出发你可以推测肯定活字印刷不实用。泥活字不实用,那么有没有别的材料的活字呢?有,木活字、铜活字,这几种东西命运不一样。木活字在中国元朝也有人试过,但是这个不管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在经济上都是不可行的。有书商试着用过这个,结果一用它就亏本,所以最后他们觉得还是用雕版印刷比较好。雕版印刷是一个你今天看起来是很落后的,比如这一本书有两百页,那雕版印刷就要刻两百块板,每一个页一块板,然后我们来印。这一本书的板就得累起来很多这个板还不能无限次印的,木头要磨损的,印到若干次之后板就模糊了,不能用了,所以你还要重新再雕,是这样的。那么到了铜活字,情况当然好多了,铜活字显然它更牢固,而且也不大容易磨损。但是呢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过用铜活字印刷的,那是皇家搞的活动,印完了以后很快也就拉倒了,因为那东西都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一套字非常贵,一般的书商什么是没法用。

  在我们搞文革的时候,韩国人在那里争夺我们的印刷术的发明权,本来全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就是公元868年的我刚刚说的《王玠金刚经》,那个原物在大英博物馆藏着。后来韩国人找出一个东西来,叫做《陀罗尼经咒》,那个东西就是窄长的一卷纸,上面有汉字的。这卷纸为什么它的年代被确定为公元704年到751年之间呢?因为这卷纸是在韩国的一个庙的地宫里发现的,那个庙落称与751年,所以这个纸一定是在这个之前放进去的。704年之后是因为这个纸上有一些汉字是武则天的时候特用的汉字,所以这个年代可以确定在这个区间里,于是韩国人说你看现在我不是有优先权了吗?你们看看第二行公元704—751不是比公元858早吗?但是韩国人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根本没理他,当时没功夫管它那些事,国内的人根本不知道。但是韩国人的争夺在国际上也不是非常成功,尽管他不停的宣传有一些影响。最大的问题是这卷《陀罗尼经咒》是哪来的?你不能因为在你的庙里发现了你就断定这是在你韩国运出来的。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在那个时代,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所有的我们唐代的书籍、书法作品、绘画作品等等都是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那些上层社会人趋之若鹜的东西,他们那个时候对唐代的这些东西的崇和媚,远远超过他们今天对美国的崇和媚。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庙要落成,他就得从唐朝找一卷东西放在那里面,这样它就会变得非常珍贵,所以这卷东西极大的可能是在中国印的,它只是从中国搞来的,要不然它为什么上面有武则天的时候所特用的汉字呢?你虽然能证明你在你的庙里挖出来了,可是你不能证明这个东西是在你自己这里印出来的,因为当时你们的含多东西都是从唐朝去搞来的。那么所以西方的很多人也认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从唐朝弄来的,因此你这样做其实是提升了中国人的雕版印刷的历史记录,对不对?这不是从868年提升到了704年了?但是韩国人又不甘心,他们又想出一个事情来,弄出下面这个,第三行,白云和尚抄录佛组直指心体要节,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用活字印刷的佛教文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2001年认定了说这个东西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的作品。韩国为此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认定了,这回无论如何我们把优先权从中国人那里夺走了。但你仔细看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定,写的很清楚是金属活字的印刷品,金属活字的印刷品,并不是说你是印刷品,或者是一般的活字的印刷品,它只是说金属活字。因为在活字这个技术出现以后,朝鲜半岛上的官员和他们的小王朝的王室,确实特别喜欢搞金属活字的印刷,他们确实铸造了金属活字,当然都是汉字的,那时候他们朝鲜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记载的。现在留下来的他们那个时代的史书也都是用中文写的。他们喜欢用金属铸造活字,然后用这个活字印书。但是这个事情上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承认它在金属活字上做的优先权,这也是可以承认的,但是这个没有夺得活字印刷的优先权,也没有得到印刷的优先权,那个我们的优先权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活字这个事情还可以稍微说一说,为什么活字在我们这里一直都不能流行,在朝鲜半岛却有一点流行呢?是因为活字这个东西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作为一个民间的书商他很难使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元朝用的木活字印的书,那是官方印的。清朝我们也印过,然后明清两朝在朝鲜半岛,虽然他们有很多铜活字印的东西,但是都是他们皇家搞的。皇家搞这个东西的特点跟民间的商人不一样,皇家可以当成政治工程搞,不考虑商业利益的,赔钱也不要紧的。如果你要在商业上运作呢,那当然不能老是赔钱,老是赔钱人们就不做了。那么古登堡在欧洲发明了活字印刷之后它就大行其道,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不知道你们在座最年长的听众是不是还见过,我们以前在电脑时代之前,如果我们单位里比如说政府机关里,总得有人打印文字,他用的是打字,你们有人见过打字是什么样的吗?对啊,是不是要几千个汉字都放在那个盘上,一个巨大的字盘,这还是我们已经使用了汉字简化字之后的。在以前的话,这个排字的人他要认识一万个以上的字,否则他是没办法排字的。可是你想想这个西方人的拼音文字,一套拼音文字只有比如说英语只有26个字母,再加上十个阿拉伯数字,36个,再加上几个标点符号,撑死50个东西就够了。所以在他们那里,和我们古代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们的排字工必须是一个识字的人,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们今天你们看看在座的人谁敢说自己认识一万个汉字,我相信一个都没有。那你看看你到了古代去,你做排字工都不够格。可是古登堡的东西可以让一个文盲来排字,不需要认识字,只需要50个符号,你死记硬背,你把这一篇文字给他,他一个一个把文字安上去,他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的人力成本将会远远高于古登堡,印刷机器是没有用的,字还得人来排。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有电脑了,到了今天,所以我说电脑时代,中文的春天才刚开始。现在我们中文跟西方的拼音文字比起来已经毫无劣势了,而且我们现在识字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已经几乎完成了我们的普及教育了,今天我们排字工没显得那么贵重,我们找个识字的人来排字随便都能找,街上随便找个人他也能排,现在情形就不一样。但是在古代,我们这个中文这样的象形文字跟西方的拼音文字差别是非常大的。在我们这里,我们用雕版反而会变得很经济。很多雕版的人他们就是一种手艺,有很多是世袭的,这跟你们今天的想像不一样。今天你说一页书要一个字刻出来那得刻多长时间,但是对于一个世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他把这一页板雕出来的速度远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快。快,他的人力成本就低了,所以我们古代雕版技术长期使用者,活字印刷没有获得活力也是情有可原的。

  现在我们已经四个发明都说过了,那么这四大发明其实是一个我们说了好多年了,很多人也觉得我们有必要考虑。现在民间有很多人说新的四大发明,什么高铁、支付宝、移动支付,说这些东西你看看,这些东西我们是当之无愧的,我们说成是我们新的四大发明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到,在北京的中国科技馆,那个上面的四大发明已经改变了,在那个上面的四大发明是:丝绸、青铜、瓷器、造纸印刷。注意它为什么选这四个?因为中国科技馆也同样要着眼于不让别人争夺我们的优先权。原来那个四大发明每一个发明本身都比较简单,技术含量有限,所以很容易争夺优先权。比如说我那天墓里挖出一个新的纸的东西我就说我有优先权。现在你看丝绸、青铜、瓷器、造纸印刷,这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你要争夺优先权就很难。比如说丝绸,丝绸意味着什么?养蚕到把丝搞出来,再要纺织出来,还要在上面印花,这些工艺都得算进去,这样的话你偶尔发现一个什么东西,你很难动摇它的优先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取代了那些新的四大发明,每一个东西都是成体系的。比如说青铜,那就青铜的冶炼中的工艺和技术是非常复杂的,随便你说地上挖出一个青铜器来,你是不可能动摇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的优先权的。尽管青铜并不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实际上在古代世界有一些文明可能比我们更早就用了青铜,但是像我们这样搞成大量的冶炼和铸造,留下大量器物的这样是没有。再比如说瓷器,瓷器,这就是瓷器,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从窑怎么烧制一直到瓷器的设计什么,它也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它把造纸和印刷放在一起,这样就从蔡伦造的纸到王玠印的金刚经一直到毕昇的泥活字,一股脑全都放在一起,也不太容易争夺优先权,所以它的依据就是科技含量高,涉及范围广。

  有一阵子我给研究生给他们提升点兴趣,说我们考虑考虑新的四大发明有没有,你们可以随便想。那么有这样一些原则:

  对中国文明或者生活有广泛影响;

  尽量保证发明的优先权;

  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含量。

  遵循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新的四大发明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想过这样的,新四大发明A组: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记数。其实十进制记数这个事情中国人用极早,这一点在西方是没有争议的。今天全世界都是用的这个,只有特殊的地方才用二进制。但这个十进制欧洲在西方的文明中远没有我们这么早,我们一开始就用的。再比如中医药,中医到现在仍然有用,起码还是我们看病的选项之一,说明它还是有活力的,这是A组。B组更有意思,我们说到陶瓷,跟科技馆的想法是一样的。珠算,珠算这个东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东西,尽管它现在已经死亡了没有用了,但是这个东西倒也没有人跟你争夺优先权。农历也是一样,西方人不搞阴阳合历,我们现在用的公历是一种太阳历,伊斯兰他们用的历是纯阴历,只有我们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合历,而我们一直用到现在,这个阴阳合历里面有技术含量的,阴阳合历的技术含量比公历比阴历都高得多。最有启发意义的是第三种,交子,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纸币,尽管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比我们更热爱纸币不知道热爱多少倍,可是纸币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在宋朝的时候就发明用纸币了。中国人现在我们移动支付重新又一次领先,这不是偶然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会比西方人更聪明。你看纸币这个东西曾经总是跟西方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东西最初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因为它就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面,不需要大家带着银子跑来跑去,银子很重的,就是铜钱也是很重的,所以中国人才发明用纸币。这样的发明其实完全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再搞新四大发明,C组D组无穷可以往下搞,比如说高铁,比如说移动支付,这确实都可以算进去。高铁是很过硬的技术,而且高铁将来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的,这个现在还没显出来,我相信再过20年我们就会看到高铁完全改变了世界格局。移动支付呢?这个移动支付说不定它就要废掉纸币,纸币由中国人发明出来,最后又由中国人把它废掉,所以这也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