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鸿讲堂

好雨知时,当春乃发。

由中华书局和中共桐乡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全民公益讲座——“伯鸿讲堂(桐乡)”在2018年的春天里启动了。

陆费逵先生,字伯鸿,祖籍桐乡,中华书局创始人。为示缅仰,讲堂以其字名。

中华书局积百年厚重,名家迭出,海内驰闻,此次与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家乡合作开坛,举出版界优质资源落地于风雅桐乡,实为桐城文化之盛事。

讲座所涉,内容涵盖时政经济,人文美学,诗词歌赋,科学修养等多类学科,由各界权威学者亲授。

讲座所期,旨在为大众构筑优秀文化的全阅读平台,在更广的范围内推进文化精品的分享传播。

讲座所施,伯鸿讲堂(桐乡)每月第三个周末如期开讲。

第二十二期:张居正与万历盛世 发布时间:2020/03/17
樊树志 复旦大学教授嘉宾介绍>>
樊树志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晚明大变局》《明代文人的命运》《明史讲稿》《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市民朋友、同学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由中华书局、中共桐乡市委宣传部主办,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全民公益讲座——“桐乡伯鸿讲堂”。大家好,我是桐乡市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唐琰铭。

  晚明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作为世界商品输出中心的大明帝国,大量白银流入,国家空前富庶。万历初期,铁腕首辅张居正为解决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大刀阔斧地在吏治、财政、赋税等方面进行改革,十年间再现辉煌盛世。但是万历盛世单凭一个铁腕首辅就能打造出来吗?今天,樊树志教授将做客第22期伯鸿讲堂(桐乡),带领读者朋友们一起,将目光聚焦万历一朝的“政”和“治”,用生动的历史细节讲述万历盛世是如何铸就的。

  今天的讲座有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樊树志教授为大家带来近一个半小时的讲座;第二环节是互动提问环节。

  在开启今天的讲座之前,先为大家做个简短的介绍: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2018)、《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晚明史(1573-1644年)》(2003)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接下来有请樊树志教授进行授课!大家欢迎!

  樊树志:桐乡方面希望我讲万历盛世,当时在电话联系中,希望我讲讲万历盛世。那么万历盛世怎么样成为一个标题呢?很短的时间,决定下来是张居正与万历盛世。其实我的重点还是想讲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在后面才讲到张居正的改革和万历盛世的关系。我讲完了以后,会留一段时间给各位提问,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来,我来回答,由这样两个部分组成。

  先讲第一个问题,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欧洲历史上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为什么叫大航海时代?因为有地理大发现。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们从欧洲出发,横渡大西洋,本意是寻找印度,结果发现的是美洲新大陆。

  另外一个发现,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一条新航路,从欧洲出发,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来到中国。这条新航路以前是不知道的。在这之前,郑和下西洋可以看作是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郑和下西洋最远到了阿拉伯非洲的东岸,没有绕过好望角到欧洲去。新航路发现以后,欧洲找到了通向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还有一个发现,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了美洲,然后横渡太平到了菲律宾群岛,再经过印度洋、大西洋回到欧洲,环球航行。人类历史第一次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这就是地理大发现。因为有了这样的地理大发现,人类历史第一次进入到全球化时代。我们通常认为全球化时代是21世纪的事情,其实在这之前,大航海时代就开启了全球化时代。因为以前他们只知道半个地球,现在整个地球都可以通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开始了。全球化把中国卷入到第一波的全球化贸易浪潮里面了。葡萄牙商人来了,荷兰商人来了,他们先后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来干什么呢?大量的收购中国优质的商品,生丝、绸缎、棉布、瓷器以及日用百货,当时中国的制造业是全球一流的,所以中国的商品非常的受欢迎,这就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当中,中国的商品通过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荷兰商人的手转运到全世界各地。

  国内外的专家,一直公认的,当时中国的商品很受欢迎,中国的制造业是世界一流的。那么这个贸易形成了一个适合丝和银的对流,就是以中国的丝货为主要的商品,大量的流出去;而以白银为代表的货币大量的涌进来,丝和银的对流。

  比方说从欧洲来的船,把美洲发现的银矿铸造成的银元一船一船运进来到了澳洲,来收购中国的商品,一船一船运出去,丝和银的对流。从东南沿海出去到了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港,搭乘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到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把它运送到美洲各地去。

  从美洲返回来的船,装的都是银元,西班牙银元叫做比索。然后再收购中国的商品再运出去,这样的盛况,持续了200多年,第一个高峰就是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黄金的100年。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黄金100年当中,万历占到了47年,将近一半,所以我说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就是从这个背景上来讲的。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这期间是一个黄金100年。这黄金100年将近一半是万历时代。万历是从1573年到1619年,头尾加起来47年。

  这个万历盛世,它的首要标志就是富庶,因为盛世有两个要素:富和强。第一部分先讲富,第二部分讲强,来证明万历盛世不是我们随意讲的,确实是存在的。

  美国一个学者叫弗兰克写了一本书叫做《白银资本》的书,明清时期的白银是硬通货,就是货币,全世界可以流通的,中国当时也是流通白银的,所以他写的书是《白银资本》。货币也是资本。书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人的纳贡。这是他的一句话,欧洲人要同中国人做生意,必须支付白银,什么道理?中国不需要外国人的商品,所以中国大量的出仓,是顺差;而欧洲各个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都处在逆差当中,他们要用白银货币来满足,而不是商品之间的互换。这个弗兰克还说的一句话,他说: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他讲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任何国家都必须支付白银。

  那么这样,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这100年里面,通过贸易的渠道,流进来的白银有多少呢?有的学者统计分析,占全世界白银货币总量的1/4到1/3,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占全世界白银货币的1/3到1/4,折算成数量是多少呢?有人算了,100年当中,流进来的白银,3亿两,平均每一年300万两,10年3000万两,100年3亿两。那么反过来说,就是意味着这100年当中,有相当于3亿两白银的商品输出去,并不是纯利润,贸易的总额,贸易的体量3亿两白银。

  那么这3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有的学者研究说,大体上相当于这100年里面明朝财政收入的总和,这100年里面明朝财政收入总和大体上也是3亿两。我认为,如果我们比较保守一点的话,可以说明朝100年的财政收入,可能比3亿两高一点,3亿到4亿两之间。那么,贸易的总量3亿两白银,已经接近于这100年里面的财政收入的总和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说明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不是浪得虚名的。

  从当时全球化背景来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船不断的收购中国的商品,他们有不同的途径,葡萄牙商人主要是在澳门,他们先是把澳门租借下来,然后又把澳门作为它的殖民地。最近我们不是在纪念澳门回归吗?澳门在明清两代历史上,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是最早一个面向西方开放的窗口。

  先说经济上的窗口。澳门有三条航线:一条航线从澳门出发,经过印度的果阿,到非洲的好望角,到欧洲的里斯本,这是一条航线,澳门到欧洲的航线;第二条航线从澳门出发到日本的长崎;第三条航线,澳门出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

  中国最早面向全球的窗口就是澳门。因为商人来了,经济发达了,紧接着来的就是传教士。欧洲的传教士耶稣会士,他们要到中国来传教,首先到澳门,在澳门学中文、中国文化。所以最早的中国通、汉学家都是传教士,他们会讲流利的中国话,会写中文,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欧洲去,把欧洲的科学文化介绍进来,一个据点就是澳门。

  另外一个窗口,是澳门边上的广州。明朝有三个口岸,是供朝贡的口岸,广州、泉州、宁波。我们周边的国家,官方要向明朝的皇帝来朝贡,他们可以选择离他们最近的港口,或者是广州、泉州,或者是宁波。他们来朝贡的同时,带来商船,同时来做生意,叫做朝贡贸易,这是官方的。

  但是这个口径是有限制的,不能适应全球化贸易的需要,明朝实行的是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的体制。何为海禁政策?就是禁止民间商人和外国商人贸易,这个朝贡贸易是官方之间的来往。那么显然在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完全是不相宜的,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步伐。所以,广州是略微有些放松,海禁政策稍微有些放松一点,每年举行两次交易会。我们现在知道广交会,明代就有,也是交易会,这是第二个口子。

  第三个口子在福建漳州附近的一个自由贸易港口月港。因为月港长期以来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在海禁时代是走私贸易港口。因为禁止私人出海贸易,所以只好走私,这个走私跟现在走私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正式的海关。明朝隆庆元年,就是1567年,宣布取消海禁政策,或者叫做开放海禁,把月港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自由港口,设立海关,征收进出口税,使原来的走私贸易合法化——你不必走私了,通过海关交税,政府允许你贸易。所以,月港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和全球化贸易的接轨。所以,月港发展的非常繁荣,号称小苏杭,小的苏州、杭州,因为当时号称“上下天堂,下有苏杭”。

  月港在附近的漳州,它主要的贸易通道是前往菲律宾的马尼拉港。而这个时候的菲律宾已经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中国的商品大量的运送到马尼拉,然后由马尼拉的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横渡太平洋的一条路线。澳门、广州、月港,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宁波,本来是日本、朝鲜和中国贸易最近的港口,特别是日本。嘉靖年间,日本内部发生矛盾。为什么发生矛盾?当时的日本经济很落后,需要大量的中国商品,所以从事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商业利润非常高,有人统计是200%的利润,至少是100%的利润。日本的两大派别来争“朝贡”贸易,结果在宁波打起来了。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坏,使明朝政府取消了对日本的贸易,宁波港从此以后封闭,日本和中国的贸易渠道就没有了。所以后来日本就通过月港贸易,绕远一点;或者是通过台湾,台湾有荷兰的商人在那里,然后再转销到日本去;或者是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把中国的商品从澳门运到日本的长崎去。

  明末有一个郑芝龙,曾经成为东南沿海的霸主。郑芝龙就是郑成功的父亲。他在澳门做中间商人,发展大以后,有一个庞大的船队。这个船队和现在的船队不一样,配备着武器,所以,有关方把他叫做海盗,其实真正身份是海商,海商和海盗相结合。因为没有武装保护的话,要被其他的海盗吃掉。垄断东南沿海贸易几十年,郑芝龙在日本有基地,他还娶日本女子为妻,郑成功是他和日本妻子生的一个儿子。所以,郑芝龙到郑成功对台湾的影响是长持续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回过来要讲了,中国卷入到全球化贸易当中,前面已经简单的勾画了一下。那么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影响大不大?非常之大!因为主要出口商品都是来自于东南沿海,比如说生丝绸缎、棉布,长三角,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桐乡这个地方,以前出丝和绸,非常有名,璞院镇的璞绸闻名几百年,畅销不衰。乌镇是出丝,它和临近的南浔都是出产很有名的胡丝,是出口的品牌。外国商人所说的品牌七里丝,就是出在南浔和乌镇这一带,别的地方没有。出口的瓷器,在福建和江西,还有其他的日用品,都是东南沿海的。

  强大的海外贸易,刺激了东南沿海的工商业的发展,制造业的繁荣,带来的结果,促进了民间财富的大量积累。因为这是民间贸易,刚才讲的100年贸易总额达到了3亿两银子,是民间贸易,不是国家的贸易,民间商人的贸易,商人结团或者是商人个体把内地的商品收购起来运出去,然后把银子运回来,再来买,再运出去,如此循环往复。这就造成了民间财富的大量积累,所以东南沿海很富。

  富的标志之一,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长三角地区,就是以苏州、松江、杭州为中心的这一大片区域,非常富。造成一个社会现象,奢侈风尚的流行,从侧面印证了这个地方的富。明代中期有一位思想家,专门论证这个问题,他说:贫穷导致极简,富庶导致奢侈!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穷怎么奢侈呢?奢侈不起来嘛。我们这几年富裕了,就奢侈,大家到欧洲去买奢侈品。

  最明显的一个事情,这个时期的地方志,江南地区的地方志,几乎一口同声的记载一条:万历以后,民风逐渐由简入奢,由简朴走向奢侈。我这里必须要说明的,奢侈两种含义:道德层面上的奢侈,我们反对——我们从道德上讲,富裕了,我们还是要提倡极简,勤俭持家;经济学上的含义就不是这样子了,德国的一位社会学家他写了一本书,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奢侈导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奢侈有关,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民间富庶,奢侈形成,带动一系列的行业和服务业。

  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奢侈风气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是从侧面也证明了我讲的结论,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这是在经济上的表现。

  第二,万历盛世表现在国内的强盛。我在《晚明大变局》里面讲到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那么万历时代国力强盛,在后面的《重写晚明史》第二卷《新政与盛世》讲到了万历三次大战役,万历三大征。万历一朝最值得注意的政治事件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改革,还有一个是万历三大征。张居正改革待会儿第三个问题讲,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一共十年的张居正改革。现在讲的是万历二十年以后发生的三大战役。

  就在万历二十年后连续进行三次大的战役,如果没有国力强盛,没有财力的充分支撑,那是不可能的。哪三大战役呢?第一,评定宁夏哱拜叛乱。这个哱拜,是蒙古人,后来归顺明朝;但是他想反叛,背面的蒙古人勾结起来,对明王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明朝的北方蒙古人是一个威胁,因为明朝是推翻元朝建立起来,而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他们失败以后退回到漠北去了,他们经常要南下。这个哱拜归顺了明朝,做了明朝的官,但他想各种北面的蒙古人叛乱,不把他打下来,那么北方花了几年时间打下来了,使得西北边疆安定下来,彰显了明察的国威。北面蒙古各个部,就安分守己的,长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一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西南地区。什么地方呢?相当于现在的贵州那个地方,贵州和四川的边界地区,杨应龙叛乱。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古代叫做夜郎,有一个成语叫做夜郎自大,那个地方叫做夜郎。唐朝改为亳州,这个杨氏从唐朝以来,世袭的吐司,吐司大家都知道,世袭的吐司,几百年,是那个地方的土皇帝,发动叛乱。发动叛乱,当然是要怒独立,不听中央的了,平顶了。平定以后改土归流,什么意思?把吐司制度取消掉,改成流官,来官是中央任命的官员,不是世袭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到时候要更换的,而吐司是世世代代继承下去的。

  改土归流以后,把亳州改为遵义和平乐两个府,遵义会议的遵义,就是平定了亳州的叛乱以后建立的一个行政区划,就是中央直接控制了。最值得讲的是第三个战役,朝鲜战争。我在上海的《书城》杂志上发表过一个文章《1590年代的朝鲜战争》,这个《书城》杂志有电子版,有的人看了电子版的说:错了,怎么是1590年代的战争?应该是1950年代的战争。结果编辑跟他们讲:没错,就是1590年代。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有很多人,往往会犯这个错误,凭自己的想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轻易地下结论。1590年代发生过一次朝鲜战争,1592年到1598年,不是1590年代吗?

  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二十六年这个时期,明朝方面叫做东征,御倭援朝,抵御倭寇,支援朝鲜,这是三次战役里面打的最惨烈的一次战争。

  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野心膨胀,搞了一个大东亚构想,第一步吞并朝鲜,第二步侵略中国,在日文里面叫做唐入。大家知道,因为唐朝的名声很大,所以海外华人叫做唐人,商业街叫做唐人街,日本也是这样的。唐入,日文里面把这个动词放在后面,就是进入中国的意思。要构建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这个丰臣秀吉,野心家,打朝鲜是朝鲜作为一个跳板,要将朝鲜做向导,进入中国的向导。

  日本学者研究,暴露出来当时的内幕的情况,丰臣秀吉的计划,把日本的天皇从日本搬到北京,而丰臣秀吉自己,驻扎到宁波。刚才讲了,因为日本两派之间在宁波大打出手,结果明朝把宁波港封锁掉了,所以日本和中国做生意的途径断掉了,但是日本非常依赖和中国的贸易,所以丰臣秀吉他想亲自驻扎在宁波,来恢复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战争期间,还有过很长时间的谈判,谈判的焦点是两个:一个是要求明朝的皇帝册封日本的国王;第二点,要恢复宁波的中日之间的贸易。朝鲜战争,有过两次,中间停了,又来了一次,打的非常惨烈。

  最后丰臣秀吉突然去世,日本军也无心恋战,因为内部有发生政变的可能,再加上中国军队追击,退到了釜山,逃回去了。战争以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告终,这应该是万历时期值得大说特说的一件事情。

  日本的失败,意味着吞并朝鲜、建立大东亚帝国的黄粱美梦化做了泡影。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后来,历史证明了我们后人看到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是没办法和明朝较量的,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证明万历盛世强大的一面,不可能详细的展开,有兴趣的可以看《重写晚明史》的《新政与盛世》。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奠定万历盛世的张居正改革,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改革家,比较早的商鞅、吴起,每个时期都会出现改革家。相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从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改革。什么道理?张居正是用法家的手腕来推行改革的,这是历史学家公认的,他们叫做好申韩法四个字,爱好的好,喜好的好,申,申不害,韩,韩非,所以张居正喜好申不害、韩非的法治、法术,来推行改革。

  大家知道这个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改革本质上是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阻力非常大。因为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愿意放弃权利和财产,是既得利益,而改革就是要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宋朝的时候有王安石变法没有成功,阻力大,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指出来了,所以他和王莽一样,抱住儒家经典周礼不放,把儒家经典周礼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王莽是“托古改制”他想恢复周朝那一套,这叫改革吗?改革是向前看的,他向后看,向后看不叫做改革,所以王莽的“托古改制”是彻底失败了。

  内藤湖南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先驱,他讲的很深刻。他说利用周礼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是王安石,王安石也推崇周礼。他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他变法期间写了一本书叫做《三经新义》的书,三经,即《周礼》、《四经》、《上书》三部儒家经典。为什么改革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他把这本书作为改革的理论指导。但是改革想用经济管理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尤其用儒家的经典来找理论根据,自相矛盾,所以内藤湖南说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我们尽管王安石很尊重,但是要根本他改革失败的原因,我看有很多,但是这就是一条。用儒家经典理论来搞改革,从道理上讲都讲不通,儒家讲究的是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是改革吗?改革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才叫做改革。

  张居正好申韩法,就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朝下令而夕奉行”张居正的口号,我早上下的命令,晚上必须办到,因为财产和权利之间的再分配,反对的人很多,他和皇帝联手,你反对?对不起,廷杖,打屁股。非常强势的手段,法家的手段。

  那么我们具体来说,第一,在张居正没有成为内阁首辅之前,他协助他的老师徐阶整肃朝纲。在嘉靖到隆庆之际,嘉靖皇帝死了,隆庆皇帝上台这段时间,徐阶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辅佐他,拨乱反正,止住了走下坡路的趋势。首先因为前面是严嵩嘛,大家都明白,严嵩是一个大贪官,严嵩的儿子严世番比他父亲更厉害,贪得无厌的,凡是严嵩不出面的,就由严世番出面,加以嘉靖后期,政治腐败得很。

  徐阶的历史功绩是把严嵩搬倒,处死了严世番,然后拨乱反正。他为死去的嘉靖皇帝写的遗诏,是他和张居正一起起草的,实际上不是嘉靖皇帝想讲的话,是嘉靖皇帝在遗诏里面检讨:我前面信奉道教,搞玄修,企图长生不老,是错误的。其实嘉靖皇帝不会这样的,这是徐阶的手段,也是张居正的手段。

  那么隆庆元年,我们刚才讲到的开发海禁,隆庆元年的时候,徐阶是内阁首辅,张居正是内阁的成员,所以这个事情,和徐阶、张居正有很大的关系,推行新政,和前面的事情可以联系起来了。

  第二,从万历元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了,他做内阁首辅10年,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生病去世,推行改革,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我们讲两个方面。

  政治方面,刚才讲的,好申韩法,用法家的法术、法治来整顿吏治。吏治就是干部的、官僚的作风,推行考成法,这个非常厉害,一层一层的考,针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不是我们现在才有,那个时候就有了。朝廷下一个公文到地方政府,收到了,归档,做的如何?没有下文,这样整个国家及其运转就不灵了,就败坏了。考成法就是一层一层的监督。这个公文什么时候收到的?什么时候做,然后上报的?根据路程的远近,比如说边缘地区可以宽限时间长一些,靠近北京的时间短一些,必须在限定的时间里要有回应,不能唐赛。

  搞了以后,历史上讲,“大小臣工,腮腮奉职”,大家都很小心、谨慎,克尽职守。“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兮”,中外,朝廷上下,都兢兢业业,没有人敢偷懒。送献、敷衍,没有。用法家的那套才做得到,温良恭俭让的人搞不到,所以全国上下的风气变了。

  那么为什么改革要协同政治制度,从政治改革来抓手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大家能够理解的,必须在官僚队伍里面,形成一种令行禁止的风气,上面推行下来你必须照办;而且用改革成效的好坏,决定你这个官员的去留和升降。这一步做到了,下面的改革就好推行了,要不然的话,想推行改革,下面敷衍,不行。张居正时期没有这个事情,每一项改革都是非常有成效的,比方说最难做的一件事,叫做清丈,全国的耕地面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是农业时代,国家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从农业上来,从土地上来的。这些世家大族,官僚地主,要逃避赋税最好的办法是隐瞒耕地面积,按照耕地面积来征收税的,隐瞒耕地面积就可以逃税嘛。比方说明明有1000亩,向政府报只有500亩,把另外500亩隐瞒掉,逃税漏税了。

  清查耕地面积要落实到每家每户,因为当时的土地是私有的,每家每户有多少亩耕地,在什么地方?画出图形来,几亩几分,要相应负担多少的税收。画几年时间,全国搞了一次清查,真正做到了。

  从万历六年在福建试点开始,推广到全国,到张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才最后完成。如果没有前面的考成法的改革在前,做不到的,清丈全国耕地的过程中有抵制的,因为牵扯到他们的利益了,查出来,严惩!包括地方官,抓几个案例,严惩,杀一儆百。

  结果如何呢?清查出隐瞒逃税耕地1亿8千万亩,占全国耕地多少呢?1/3,反过来讲,全国耕地的1/3,以前是收不到税的,这就是张居正的改革,他的改革口号是不加赋而上用租。什么意思?国家不用加税,我只要把漏洞堵住,财政收入自然会增加,叫做不加赋,上就是国家,财政税收,真的这样做了。他查出来1亿8千万亩的土地,不是新开垦的土地,原来就有,隐瞒掉了,占全国土地的1/3。那么,这个税收就来了,没有加税,本来就应该有的,只是被逃掉了。

  他还有两句口号,一句叫做惩贪污,严惩贪污;还有一句口号是厘逋赋,理,清理的理,逋赋是什么意思?拖欠的税收,叫做逋赋。呈贪污大家好理解,把国库的收入放到自己的腰包里,划公为私嘛,这是一个漏洞,而且是一个无底的漏洞。刚才我讲的严世番和严嵩父子贪污了大量,后来清朝的和绅大贪腐,贪污的很厉害,有人统计,和绅贪污总的财产,相当于乾隆时期国库总收入的几年的总和,几年,贪污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把这个漏洞堵住,不用加赋,漏洞堵住不加赋而上用租,这是高明的手段。厘逋赋是本来应该交的税他偷掉了。

  另外一个财政经济上的改革,推广一条编法。一条编法不是张居正的发明,在张居正之前南方地区都有推广,他把它推广到全国,全国统一实施。用法家思想来进行改革才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个东西,一条编法,有一个特点,用银两,过去的税收收的是粮食,那么现在改用银两货币化,徭役本来是劳动力,人去充当徭役,也搞成货币化。这个有一定的经济益出。

  另外,要到北方去,北方地区很大,反对得非常厉害,跟北方的地方长官写信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看上去有困难,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有成效。果然,持续了几年以后,我们不能详细展开,赋税和徭役合理化和简单化,这是一种进步。那么对于政府来讲,保证税收的稳定性,这是一条编法所收到的效果。

  当然,张居正的改革还有教育制度上的改革,学教制度上的改革,牵扯到科举考试的问题,有各种各样非常强硬的措施,还有军事方面的改革,都有,有成效。比方说他把戚继光从南方调到北方边防去,非常有成效,等等。

  那么张居正10年的改革,如果他万历十年不死的话,这个改革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生病了,不可抗拒,死了,改革告一段落。

  后来反对张居正的声浪非常高,因为他非常强势嘛,朝下令夕奉行,积怨很深。但是即使对他非常反感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张居正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明朝的富庶和强大,和他有密切的关系。后来编的《明实录》就讲了,中央政府仓库里储存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本来明朝很长时间,从嘉靖到隆庆,万历以前,嘉靖到隆庆这段时间,每年都出现财政赤字,什么意思?就是收进来的银子少,用出去的银子多,入不敷出,年年如此。张居正改革以后,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局面,财政有结余,国库的银子有结余了。要不然万历20年怎么可以发动三次大的战争呢?打仗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这样我们从两个方面,为万历盛世勾画了一个大致的面貌,简单的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两方面结合起来,缔造了辉煌了万历盛世。

  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这几年特别很流行的,说中国历史上宋朝达到了鼎峰,明朝走下坡路,不是清朝。听了刚才的讲话,大街肯定不会赞成明朝就走下坡路的说法。中国经济界一位权威学者叫做全汉昇,非常有名的权威的学家,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有一个结论非常有意思。他说:在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在西方工业化成功之前,中国工业的发展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发展,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

  西方工业化,工业革命,18世纪,所以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大分流》,什么意思?欧洲上去了,中国停滞不前,退步了,大分流。分界线在哪里?工业革命,欧洲进入工业革命,中国没有。

  还有一位美国的学者很有意思,他专门研究历史上的GDP,他的结论是:即使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乐得GDP也超过欧洲。当然,他也来中国,很多中国学者跟他辩论,说你这个想法不对,他反过来,你提出一个数据给我看看,一反对人提不出数据来。

  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写的《重写晚明史》就讲这段历史,晚明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晚明大变局》是从六个方面来讲的,万历盛世是其中一部分,这就是万历盛世的一个背景。

  我的讲话完了,各位可以提问,因为来的人很多,今天这个场面很宏大,所以我想给各位留些充分的时间提问,各位感兴趣的话题尽可以畅所欲言,我回答你们的问题。

  主持人:有哪位市民朋友想要向我们的樊树志教授提问的?

  问:我是嘉兴一位中学的历史老师,我们现行中学历史教材里讲明朝的时候,政治上就讲,明朝是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到明清时候走向了极端,具体的表现就是废丞相设内阁,还有特务机构等等。那么给我们的感觉,政治上好象是在讲反。经济上课本上讲很发达,江南经济特别发达,甚至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学生面前给人感觉:一正一反,学生对整个明朝的把握出现了困境,老师也有一些困惑,樊树志教授已经点到了明朝,我还想听您更深入的明朝在中国历史长河当中的历史地位。

  樊树志:教师,内行,我们是同行,我在大学里教,你在中学里教,我们都教历史。君主专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个话题说起来简单,探讨起来也很复杂。这个钱穆先生他对君主专制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举了唐朝的例子,他说唐朝皇帝不能专治,宰相也不能?什么道理?三省六部,三省之间相互牵制,中枢法令下去,门下省来反驳退回去,皇帝诏令下来,认为不合理,退回去重新搞过。唐朝皇帝不能专治,丞相也不能专治,当然这个是钱穆先生的看法,他举了唐朝的例子,唐朝的情况,三种权利互相制衡,这个应该说后来历史学家非常推崇的一种体制。那么后来各朝也有这个情况,也不是一个人说了就完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喜欢笼统的讲,而历史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我也想讲几句,50年代到60年代,历史学界讨论的五大课题,叫做五朵金花,资本主义萌芽是其中一朵。这个讨论不能说没有好处,也有好处:发掘了大量的资料,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都认为,明朝的万历到清朝的乾隆时期,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大致上的结论是这样的,在50、60年代。

  到了90年代以后,因为和外国的交往多了,也有学者出去,亲眼目睹了什么叫做资本主义,因为到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生活、考察,再回过头来反思:历史上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吗?于是乎,又一波研究出来了,最具代表性的,比如吴承明先生,已经过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写了这么厚一本《中国资本主义萌芽》,80年代出的,可以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集大成著作。但是吴先生晚年,他说我这个书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他说我现在认为,没有资本主义萌芽。

  最有权威的人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学者,不能固步自封,应该不断的进取,哪怕否定自己的观点,都是值得欢迎的。很有名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家都知道,还有一段历史,他就很强烈的认为,从万历到乾隆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他反复强调这一点。

  那么他在中国成长起来,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官,后来到美国去留学,再到美国做教授,中国的情况和外国的情况都了解。而且他协助英国的李约瑟写《中国科技史》其中明代一部分。他为了写这个东西,专门研究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花了两年的时间做这个事情。然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是黄仁宇的结论。

  所以这个事情,当然成为一个学术界比较尖端的话题,但是历史教科书要稳重,所以保留了原来的说法。但是我们要了解学术的前沿,刚才讲的情况,作为历史教授,了解了以后,他自己心中要有数,我不是建议你唱反调,不是这个意思,要了解,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的提问,下面还有哪位市民朋友想要提问的?

  问:我曾经看过一个学者对明代的评述,认为治隆唐宋,治是治理的治,隆是乾隆的隆,唐的是唐朝的唐,宋是宋代的宋。您是否赞同这样的观点?

  樊树志:你的意思就是明朝超过了唐宋?

  问:对,还有一个是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他在书里面提到,明代的灭亡祸根其实就是在万历朝,有涉及到文官和皇帝集团的战争以及涉及到后来的党争,您认为,明朝最后的灭亡是不是祸根就在万历朝?或者是在党争?

  樊树志:也是很内行的问题,听众水平非常高,互相促进。明朝是不是治隆唐宋?笼统的讲,很难以理服人。我告诉你我们历史学界很有意思的话题,搞明史的人和搞清史的人立场完全不一样,很奇怪。搞明史的人看不起清朝的,说我们明朝超过你们清朝;搞清朝史的说清朝肯定超过明朝!是这样子,所以互相之间的比较,有一个麻烦。

  那么我们从总体来讲,应该是后面超过前面吧,总不能说不断的倒退,那变成一代不如一代。某些地方或许落后,某些地方会超过。比如说唐宋之间,日本学者刚才提到的内藤湖南他很有名的《唐宋变革论》,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学者所接受,唐宋有十大变革,贵族政治退出历史舞台,平民政治兴起,就拿西安的城市构造来说,唐安的城市构造,和北宋首都开封城市构造一对比就看出来了,长安是一个封闭型的结构,开封是一个开放型的结构。

  长安,它由东西两个市,商业区,东市和西市,每一个市两个坊基地,什么叫坊?街坊的坊,用围墙围起来的,东西南北四个门,晚上门关掉,商业区集中在这个封闭的两个市里面。开封如何呢?你们看《清明上河图》,近代城市的商业街形成了,长安没有,这个是商业革命,城市革命,唐宋变革论很重要的一点。

  你看《清明上河图》一看就明白,如此繁华的商业街,店铺开在街道的两旁,唐朝的东市、西市,西市是最繁华的,有外国商人来,有围墙的,晚上的门要关掉。开封有夜市,有鬼市,半夜里还有。南宋的首都杭州,24小时营业的商业街,什么道理呢?夜市开到半夜三更,官员要五更起上朝,那么商业需求来了,各种店铺就开起来了。所以它这个是24小时营业不断的。这样的情况,在长安不可能出现,只有开封有,只有杭州有,唐宋时期。我们说唐朝盛世,唐朝不得了,宋朝老是打败仗,在这件事情上唐朝不如宋朝的。有些地方总是后来居上的,这是一个问题。

  明朝亡于万历不是黄仁宇的发明,历史上已经有所说,孟森写的《明清讲义》,明代讲义里也引用前人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明亡万历。有没有道理呢?不能说没有道理,也有根据的,因为一个朝代的灭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万历有万历的问题。但是孟升也说这样几句话,他说亡国皇帝是崇祯皇帝,他说崇祯这个皇帝如果生在万历之前肯定不会亡国,在天启以后他必然亡,因为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整个根基烂掉,再能干的皇帝也没用,他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个是明朝灭亡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当年明朝的魏忠贤,阉党专政,大开杀戒,圣人君子被他杀掉很多,元气伤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温体仁,当了8年的内阁首辅,崇祯皇帝很信任他。以至于民间流行的谚语:崇祯皇帝遭瘟了,这个瘟,瘟疫的瘟,病字头的瘟,温体仁的温是有温度的温,那么谐音,说崇祯皇帝遭瘟了,就是崇祯皇帝被温启仁蒙蔽了。所以,也有一个说法:亡国之祸,体仁酿之。什么意思?明朝灭亡的祸患,是温体仁一手酿成的,这又是一个说法。

  所以,关于明朝灭亡的说法,有好几种,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美国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洪业》,讲明清之间的历史,讲到一点,他说如果崇祯皇帝接受迁都的建议,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的话,划江而治,那么这个南明获悉可以坚持到很长一段时间,再现一段南宋的历史,南宋不是划江而治吗?那应该是很腐败了,它为什么坚持那么长时间?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的历史学家讲这一点是有道理,如果崇祯皇帝主动从北京撤退,把政府机构全部弄到南京,以他皇帝的威望,来号召,那么坚持一段时间我也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没有成功。什么道理呢?他是想迁都的,大臣怕承担历史责任,怕背上历史的骂名,不敢担责。因为皇帝必须由内阁通过讨论,提交一个方案,皇帝来批准,不是皇帝讲了算的,皇帝想迁都,大臣不支持他,他想迁都的。结果后来错过了,最后他自己也放弃了。

  到了后来走投无路想走,他跟驸马讲:我准备跑,驸马告诉他,走不掉,路已经封掉了。当时有的大臣提出,从天津沿海陆下去,最安全的做法,从陆路走到天津,天津以海陆下来,最安全的到南京。可惜没有成功,扶持起来南明小皇帝的人,都是腐败透顶的人,没有威信,而且互相勾心斗角,不可救药。所以说明朝灭亡,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写的《重写晚明史》第五卷就是《王朝的末路》,专门讲这个事情,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主持人:有请第三位。

  问:我有一个问题,张居正去世后,张居正是帝师,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都废除了,我想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樊树志:张居正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对明朝是有贡献的,但是有一点,后来晚年意识到这一点了,他给他的好朋友写信,讲到这一点。他想急流勇退,向皇帝提出辞职,把权交返给小皇帝。因为万历元年的时候,小皇帝只有虚岁10岁,讲过几次,小皇帝自己也不敢决定,要请示他的母亲太后,太后的回答很坚决: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很多事情不能自己作主,要张先生辅佐你到30岁到时候再来谈这个话语。张居正死的时候,万历皇帝不过20岁,如果再过几年,也不能亲政,太后还是相信张居正的。

  那么这样子,小皇帝受到压抑,总有一天要发出来的,那么张居正意识到另外的一点,他想到了历史上的霍光,他也是辅政大臣,威权镇主,霍光的下场,张居正也是这个问题,他给朋友的信里已经讲到这一点,联想到这一点了,骑虎之势难下。威权镇主要分两个方面来讲,这个是太后给他的权,要张先生严加管教这个小皇帝,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你了,所以张居正严加管教,这个小皇帝看见张先生很害怕。

  另外一个方面,张居正后来去世,有自负,公开讲:我非相,乃摄也。什么意思?我不是宰相,我是代皇帝执政、摄政,大家知道清朝有摄政王,乃摄也。回家去安葬他的父亲,坐的轿子地方官拍马屁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轿子,轿子里面有起居室、客厅的,轿子里面你们没有见过,36个人抬的,皇帝坐的轿子也没那么大的规模,威权镇主,功高盖主是政治家的忌讳,张居正在这一点上,他没有理智,如果理智一点的话,不至于到这个程度。所以死了以后,万历皇帝对他清算了,彻底否定他,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原因。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清算的原因,就是威权镇主,而不是改革本身,皇帝并不认为他的改革是不对的,他是支持改革的,这个是我的结论。

  问:因为我本身是做人力资源的,对张居正考成法的理解,用现在的话来讲是绩效管理、绩效考核,相当于这个意思。从这个来说,推进工作效率,我想到洪武年间,洪武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当时是官员为了节省时间,把盖了章的空白纸带着上京去处置。从洪武年间到万历年间,这一段时间,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像张居正一样想到这个问题吗?只有张居正一个人进行这样的改革,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请樊树志教授帮助,解释一下“封建社会”这四个字的意思,钱穆先生曾经在他的《国学大纲》里面有说到,近代的有人一直在提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他认为是错的,认为从秦朝以来,都是中央集权进行郡县制管理,没有进行彻底的封建建国,他说不属于封建,历史上所学的,一直是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应该怎么去阐述呢?

  樊树志:这是非常的专业,很有水平的问题。关于考成法,徐阶和高拱,就是张居正的前辈,张居正称他们为老师的,他称他们为师相,就是老师宰相,师相。徐阶开始搞了,高拱进一步搞了,但是都没有张居正搞的那么彻底,什么意思呢?英雄所见略同,都想力挽狂澜,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力挽狂澜的铁腕人物》,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个人,一个比一个厉害,高拱也很厉害,张居正比他们更厉害。考成法,针对吏治的腐败来提出的,是有前提的,或者可以这样讲,张居正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前辈徐阶和高拱的做法,不是说只有张居正想到了。

  关于封建社会的话题,和刚才资本主义的萌芽话题是一样的,当前历史学界争论了一二十年的话题,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也有一定的敏感度。

  除了刚才你讲的钱穆主张秦汉以后不是封建社会,这个是明摆着的,他们黄仁宇也认为,秦汉以后不是封建社会,他认为秦汉是帝国时代,前面是封建社会,唐宋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这个学术观点,他的一家之言,也有道理。什么道理呢?了解欧洲的历史可以知道,欧洲所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很相像的,就是西周到陈求战国那段时间,有些像,封邦建国,封建诸侯,那个有点相像。那么封建社会理论就是从欧洲那里过来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序言里面已经讲到,日本学者翻译欧洲的《封建主义》,取的是西周的封建,封邦建国,封建亲戚,他借用了这个词汇。后来大家把它泛化了,异化了这个名词,完全异化了,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过一段时间。如果按照刚才讲的钱穆先生的话,黄仁宇先生的话,其实还不是他说的,傅斯年等一些学者早就提出过这个观点,所以有一次在学术讨论上,我们开学术会议,我在会后谈感想的时候谈到关于封建社会的问题,应该要思考这个问题怎么个讲法,我认为,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是在学校里面讲课还是要谨慎一些,就这样。

  主持人:非常感谢樊树志教授的耐心解答,再次感谢,刚才有发现,观众朋友们也听的非常的认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的积极、踊跃,他们提出了很多一针见血的问题,非常有深度,非常期待与大家相约下一期的伯鸿讲堂,再次感谢樊树志教授。